鲁迅曾KO梁启超:400字轻松戳到“国学大师”痛处

 

梁启超在题诗中,把当年的干支纪年写错了,将“丙寅”写成了“甲寅”。

《韦烈士纪念集》,梁启超题笺,清华大学印行。

 

如果“国学导师”连干支纪年都要搞错,那所谓“国学”还怎么搞?“国学”还有存在与推崇的必要吗?

1926年3月18日,在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下,在李大钊等人的直接组织之下,北京200多所学校和群众团体5000多人,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愤怒声 讨日本帝国主义军舰驶入大沽口并干涉中国军政的侵略行径,随后展开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次爱国游行遭到了段祺瑞政府军警的残酷镇压,游行人群死亡47 人,重伤155人,轻伤者难以计数,史称“三一八惨案”。

在这次惨案中,清华大学学生韦杰三(1903—1926)、女师大学生刘和珍(1904—1926)等均不幸牺牲。事后不久,清华大学师生开始为韦杰三编 印《韦烈士纪念集》专刊,一方面刊载缅怀烈士、记述生平的师生文章,另一方面将韦氏本人的文章结集于此,以为永久纪念。

1926年10月29日,《韦烈士纪念集》专刊印发了出来。封面题笺者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首梁启超。翻开专刊目录页之后,还有一首梁氏题写的陆游 诗,也是引用过来纪念韦杰三的。题诗曰:“往岁淮边虏未归,诸生合疏论危机。人才衰靡方当虑,士气峥嵘未可非。万事不如公论久,诸贤莫与众心违。还朝此段 宜先及,岂独遗经赖发挥。”

题末注明“陆放翁送芮司业诗借题韦烈士纪念集”“甲寅暮春”“启超”。

应当说,梁氏这样的题诗纪念,合乎情理,也是对烈士精神的一种褒扬,并没有什么问题。清华师生,将梁氏题诗刊于纪念集正文之首,既有尊重梁氏之意,更有褒 扬烈士之情,更是情理之中事。但鲁迅还是很快看出了这首题诗的问题所在,倒不是诗的内容有什么不妥,而是梁启超落款的时间写错了。

为此,鲁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丙和甲”,署名为“季廉”,当年11月完稿,12月就发表在了《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三期上。文章不长,400字的内容 却着实能说到这位“国学导师”的痛处,也能扯到所谓“国学”存废的大旨趣上去。因之不妨细细品读,遂录全文如下:学生会刊行的韦烈士“三一八死难”之一的 《韦烈士纪念集》到了,我打开一看,见有梁任公拿“陆放翁送芮司业诗借题韦烈士纪念集”几行字。旁边还有“甲寅暮春启超”六个小字。我很奇怪,今年(民国 十五年)不是丙寅年吗?还恐不是。翻阅日历,的确不是甲寅,而是丙寅。我自己推算,韦烈士死时,二十三岁(见《纪念集》陈云豹《韦烈士行述》)。甲寅在烈 士死前十二年。

现在若无公历一九二六年同民国十五年来证明烈士是死在丙寅年,我们一定要说烈士是死在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那一年了。这样一算,烈士死时,应是十一岁。

我们还可以说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的那年,同时在段执政手下作教育总长,或司法总长——这个考证,也只好请研究系首领,研究院教授来作吧。大人先生,学 者博士们呵,天干地支是国粹之一,要保存不妨保存,可是有那闹笑话,不如不保存吧。文明的二十世纪,有公历一九二几或民国十几来纪年,用不着那些古董玩意 了。

原来,梁启超在题诗中,把当年的干支纪年写错了,将“丙寅”写成了“甲寅”。鲁迅出来纠错,揪住这样一个笔误不放,又调侃式地拓延了话题,谈到了学者博士 们因国粹“闹笑话”与国学存废问题。其实,原本一个笔误,本来不算得什么大不了的错误,但这个错误发生在“国学导师”梁启超身上,就的确是有些难堪了。也 可以进一步去追问,如果“国学导师”连干支纪年都要搞错,那所谓“国学”还怎么搞?“国学”还有存在与推崇的必要吗?

当然,调侃归于调侃,除了对古董玩意式的“国学”心生厌恶之外,鲁迅本人对“三一八”惨案的死难者,始终是充满敬意与关切的。他的《记念刘和珍君》一文, 早在1926年4月12日,就发表在了《语丝》第七十四期之上,其文思其情感,读者莫不为之动容。毋庸置疑的是,在鲁迅这一名篇中,在其对“真的猛士”的 沉痛与期许中,刘和珍、韦杰三等都是名列其中的中华好儿女。

 

肖伊绯/文

肖伊绯 职业作家,独立学者,已出版《在高卢的秋天穿行》、《民国达人录》等十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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