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地位之形成

  一 导 言

对于孔子之 如何有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之崇高的地位,自民国以来,有一种流行的一般说法:是谓孔子原只不过先秦诸子之一,或先秦哲学家之一;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之崇高 地位,乃由历代帝王,或其他在政治上,居上层地位的统治者,特别提倡而致。而或者更说:乃初由汉武帝之罢黜百家,独尊孔子,遂使二千年来之中国文化思想, 皆不能跳出孔子之范围,而停滞不进。这种流行的一般说法,亦似有若干证据,加以支持。如历代帝王多赐孔子以封号,并建修孔庙,唐宋以后之政府,以孔子所传 之经书考试;由考试出身者,即学而优则仕,以为政府官吏;以及孔子有政治上之君臣等级名分思想等,均似足以证明:原只为先秦诸子之一的孔子,其所以有此崇 高的地位,要在由孔子思想之适合政治上之统治,而为帝王所提倡。由此而今之中国便不应再尊崇孔子,以使历史倒退。此说乃由清末至民国初年而逐渐形成,到处 流行。迄今仍有若干中国知识分子说:孔子不过先秦诸子之一,推倒了儒家的孔子,仍有其他先秦诸子,亦仍有中国之其他学术文化的存在。然而实则推原究本而 论,此一般流行的说法,自始即全属似是而非。

孔子在民国以前,初亦并非只被视为先秦诸子之一或只一儒家,孔子亦尚不只是一今所谓狭义的哲学家;而 是被视为先圣、先师。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地位之形成,初亦不由于帝王或政治上居高位者的提倡,却是主要赖于孔子之弟子后学,及后来各时代在不同的学术文 化领域中兴起的特出人物之尊崇。而这些人物之兴起,则经常是当其个人居贫贱之位,在困厄忧患之中,或整个民族生命,文化生命,遭遇艰难挫折,人心危疑震撼 之时。由对孔子之教,有种种不同之体悟,而自动兴起;求对孔子之学与教,上有所承,下有所开;而后二千五百多年来,中国人对孔子之尊崇,乃历久而常新,相 续而不已。孔子与中国之历史文化,亦以万缕千丝,密密绵绵,以相连接,如血肉之不可分,以形成一整个之中华民族之文化生命。至于历代帝王之尊崇孔子之种种 政治上的措施,只是顷历代之人心之所向,而不得不然;至多只是形成孔子之崇高地位之后来的助缘。故说孔子之地位,乃由政治上之统治者之尊崇而致,乃倒果为 因,一无是处。本文即将就上文所已标出之结论,简单加以说明,以辟除扫荡此一般流行的观念,然后孔子之学,可得而讲。

二、先秦诸子之渊源于孔子、孔子弟子,及诸子对孔子之推崇与孔子在中国学术文化之原始地位

我 现在先说,自清末民国以来,一些人之于孔子,只视为先秦诸子之一,或一儒家,或一今所谓哲学家,即尚不是真正适切的,以前人与今之有识者对孔子原不如此 看,将来人亦可不如此看。照班固承刘向《七略》而著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说,九流中之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孔子却并不列在儒家 之中。儒家中有孟子、荀子等,而无孔子。又班固于论述九流中之任一流时,都说其学合于孔子所言或所传之六艺之教之一端。如说名家合于孔子言正名之旨:法家 合于易之“明罚饬法”之义;阴阳家合于书经中羲和之“敬授民时”之义;纵横家合于孔子贵“使者”之义,农家合于孔子“所重民食”之义;小说家合于孔子“虽 小道必有可观者”之义;道家合于“易之赚慊”之义。但班固并不说孔子为九流之一。班固乃以孔子之学,上承六艺,下统九流,此说几为由班固至清末之学者所公 认。宋明儒者更进而称孔子为至圣先师。直至清之章实斋虽以先圣称周公,仍以先师称孔子。只在清末至民国之一些学者,以西方希腊之文化之情形,比例中国先秦 文化之情形,才以孔子只是诸子之一,如苏格拉底为当时之哲人之一。于是有以孔子与老子并立,为先秦南北两学派者;有以孔子与墨子并立,为儒、墨两学派者; 更有以儒、墨、道三派之思想,以至儒、墨、道、法四派之思想,皆是并世而生者。但是墨子后孔子而生八十年,著《老子》书之老子,近人考其年更后。《晏 子》、《管子》书,乃托于晏婴、管仲,非管、晏自著,亦已经论定。我们亦不能再说晏婴是墨家、管仲是法家。则自历史年代看,墨子,及著《老子》,《管 子》、《晏子》书者,即皆后于孔子,不能与孔子并称。我之《中国哲学原论》,本以论中国哲学义理为主,而不在论哲学的历史起源。但我纯从哲学义理上考察的 结果,却逼使我不能不再重归到此传统之孔子地位之说:初只有孔子之上承周公之礼乐之教,而由孔子之学,乃有后来之诸子之学之次第兴起。在孔子时,亦无所谓 南北二学派思想之对扬,或儒墨两派思想之对扬。但孔子之思想,除其知天命一面外,乃有“行义以达其道”以治人、安人;及“隐居以求其志”以修己之两面。依 孟子说,古代之伊尹“五就汤,五就桀”,必求达其道于天下,为圣之任,即重在治人。但伯夷之重自洁其身,高尚其志,为圣之清,便重在修己。孔子则兼而有 之,当进则进,进以礼;当退则退,退以义,为圣之时。看墨家之倡贵义以合天志,本义道以利天下,摩顶放踵,亟亟于救世,正近伊尹之圣之任,亦正是顺孔子之 思想之“行义达道”之一面而发展所成。道家避世,以自洁其身,高尚其志,更游心于天地之道,万物之初,则正是顷孔子思想之“隐居求志”而发展所成,而近于 伯夷之圣之清。至于由孔子,而墨学,而道家之思想之义理的线索,及如何传承之历史线索,自不简单。此我在《原道篇》一书卷一,已有大体之说明。今不复赘。 至于法家,则更为后起。其源亦有可溯至道、墨、儒思想之一方面者。然其根本精神,则要在纯以法、术、权势,成就一极权专制的政治。至于此外之先秦诸家,亦 莫不后于孔子,亦皆有可考其渊源于儒、道、墨、法之四家之处。要之,中国先秦之学术思想,皆可说以孔子为先驱,而次第开出。故如以孔子为诸子之一,亦当谓 孔子为诸子之祖。但诸子之祖,亦可不视为诸子之一。此盖即以前人不以孔子为诸子之一,而只以之为儒家之宗师,为先师、为先圣、为圣哲之理由所在。

我 在上文之所以要重提出传统之对孔子的看法,并不以孔子为诸子之一,亦即所以矫正一般之以孔子只是一儒家的哲学家的看法。如孔子只是一儒家,则孔子之地位与 他家应平列,如孔子非圣哲、只是今一般所谓哲学家,则哲学家之地位与科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之地位亦平列。平列的地位,即是相对,而非绝对。而孔子之上承 以前之六艺、夏商周之文化,为保卫文化之传统,而尊王攘夷,以及其开创后来之诸子之学的历史地位,则是一独特、而唯一无二的;因而亦可说是绝对的。孔子自 然是儒家的宗师,但孔子未自标为儒家。孟子以孔子为集先圣之大成,亦未明说孔子为儒家。苟子乃以周公、孔子为大儒。但在苟子心目中之大儒,乃“知通圣王之 道”之“全”者。此儒功;非只是九流之一、诸子之一的儒。我所以要辨明此点,是为了说明孔子之所以有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之崇高的地位,初并非只因其开创一 派哲学而致,并非只因后世之儒家的哲学家加以推尊而致。孔子之所以有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乃由于孔子之弟子,及其学术上后辈,—一如后来之道、墨、 法家之徒,以及后来之一切学术文化上的特出人物,所共同尊崇而后致。我们必须有此认识,然后知孔子与整个中国之学术文化不可分。并知孔子地位之形成,非只 孔子个人之功,而同时是后代一切尊崇孔子的人之功。孔子的伟大,亦非只孔子个人的伟大,而是整个之中国学术文化生命的伟大。反过来说,则侮辱孔子,亦侮辱 一切历代之尊崇孔子的人,同时侮辱整个之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生命,而对孔子的反叛,即对整个中华民族之学术文化生命的反叛。

关于孔子之思想学术与人 格之伟大在何处,及相继而生之诸子与其后之思想学术之各有千秋者在何处,及如何有诸子学派之对立等,本文不拟讨论。我今此文,只指出一些孔子如何被后世人 尊崇之事实,以见孔子之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之地位之所以形成,更绝非因他之哲学思想,适为历代帝王之所善,而加以提倡之故。

孔子在生前当然有人加以 毁谤,如《论语》所说之叔孙武叔即谤孔子。但《论语》亦记太宰问子贡“夫子圣者与?”亦有人以“天将以夫子为木铎”称孔子。然孔子之道,并未大行于当时。 孔子中年后,流亡异国,《史记·孔子世家》说其“垂老温温无所试”,乃归鲁。其殁时,只鲁哀公有“天不恕一老”之言,加以吊唁而已。孔子之铎音,实际上在 当时只使其少数弟子,有其心灵之醒觉。《史记》说孔子之学生有三千人,只推想其辞。后人所能考得者,不过百数十人。而实际上经常与孔子同游弟子不过十余 人。但孔子死后,据《孟子·滕文公章》所载,其弟子皆庐墓三年,比于亲丧。三年期满,“门人治任将归,人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 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此孟子所说孔子死后弟子庐墓之事,即证孟子所谓“七十子之服孔子”乃“心悦而诚服”,绝非虚言。《史记·孔子世家》据 《孟子》载,子贡为孔子庐墓三年之后,更说“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射、大 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对此一段文,我们应当郑重地加正视。由此一段 文,我们即可知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之地位,乃先由孔子弟子及民间的人衷心崇敬其人格,而自然建立,而与当时之政治上之时君世主,毫无关系。

《史 记·儒林列传》又载“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 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此孔子之弟子散在天下,而其弟子之弟子,为王者师,正表示孔子之教 泽流行,以影响及于当时之学术文化与社会政治,乃次第由微而著,非一朝一夕之功。其中之田子方为道家之徒,禽滑厘为墨家之徒,吴起乃兵家法家之流,此亦可 证前文所说道、墨、法之流,皆后孔子而次第兴起。故孔子不特为孟子、荀子所推尊,即墨子非儒,亦说孔子之言,自有其“当而不可易”者(《墨子·公孟 篇》)。墨子只非儒家之礼乐,故责孔子之“盛容修饰”、“强歌鼓舞”。但墨子称诗书,尚仁义,明承孔子之教而来。故《淮南子要略》谓墨子乃初“学儒者之 业,受孔子之术”。而在道家之徒,如庄子之游心于天地之道,万物之初,自不以孔子所言之仁义礼乐自足。然他对孔子之人格德行之境界,则亦多推崇。如就《庄 子》内篇而言,则如《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诸篇,对孔子与其弟子颜渊等之人格、德行之境界,皆倍加称道。庄子之学与颜回之学,明有相契应之 处。唯在《庄子》外篇如《盗跖》、《渔父》等,乃多贬抑孔子之语。然此诸篇,昔人皆已谓其非庄子所著。而外篇中如《秋水》、《寓言》、《达生》、《田子 方》等数篇,亦皆有尊崇孔子之语。至于在后之法家,如韩非,则其论政尚刑罚,固更显然异于儒者为政之重德化者。但韩非子于其《外储说》中,亦数次说到孔子 亦不去刑之事。此固意在借孔子以自重。但亦同时证明在韩非子心目中,对孔子尚存敬意。《韩非子·五蠹篇》,谓“仲尼,天下圣人也,……鲁哀公,下主 也,……而仲尼反为臣”。其意原是在证明仲尼之仁义,不敌鲁哀公之势,而成其贵权势之论。但其贬哀公为下主,称仲尼为圣人,亦正见其深心,未尝不尊崇孔 子。要之,孔子后之道、法、墨诸家,以及其余先秦诸子之思想,自与孔子有所异。然对孔子之言行,则皆各有所称述。孔子在先秦之历史文化中之地位,亦即先由 此时人之共同称述其言行而奠立。固非只由儒家之徒之推崇而建立,更非由当时之周王,与时君世主之推崇而建立也。

三、晚周、秦、汉之儒学,汉代之纬学、史学,与孔子地位之进一步的形成

由 孔子之弟子施教四方,孔子为当时人所共推尊,故由晚周至秦,而宗孔子之学者,仍相继不断。除人所共知之孟荀书,为孟子荀子所著者以外,自来对于其他之儒 书,如《礼记》中之《大学》、《中庸》、《乐记》、《礼运》、及《易传》、《教经》等,为何时人所著,原有问题。此渚书皆规模弘远,气象阔大,内容充实而 有光辉。今人若觉《论语》所记孔子之言,过于简淡,不得孔子之旨者,正宜先看此诸书。若照汉儒所说,则此诸书皆孔子答其大弟子之问,而为此诸弟子所记。如 谓《礼运》为子游记,《乐记》子夏记,《大学》、《孝经》为曾子记,《易传》商瞿所传,《中庸》则孔子之孙之子思著。但经宋代儒者以后至今人之考证,却于 此提出种种问题。今之学者,乃多不信此汉儒之说。此则讲来话长。简单说,此诸书中引及孔子言者,恒冠以“子曰”二字。至少可见其余未冠“子曰”二字者,非 孔子所明言。汉儒之谓为子游、曾子、子夏等所记者,亦可只是推想之辞。汉儒之必谓此诸书,皆孔子所说,弟子所记,乃因其必欲确定诸书之著者,并由此以推尊 孔子,及其弟子。但我们不说此诸书为孔子所说,弟子所记,亦并不是谓孔子不能说此诸书所说,亦非即贬抑孔子。实际上,就此诸书之内容说,皆可为《论语》所 记孔子之言,及此诸书中明说为“子曰”者之所涵。孔子亦当自能有智慧,以说此诸书之所说。但此却不证明只有孔子能说此诸书中的话。作为一伟大的教师的孔 子,应当使其弟子,以及弟子的弟子,亦能将孔子明说者隐涵的意义,加以发挥,而更明说之者。所以,在我个人对于坚主此诸书皆孔子所说,弟子所记者,固不顾 多所争辩。人一定要如此说,亦未尝不可,因总是一孔子之道。但认为若从历史考证看,则我仍偏向在说此《礼记》、《孝经》、《易传》之书,乃孔子之弟子,或 弟子的弟子之所著。其成书当在晚周、秦汉之际。

今说此诸书之言,非由孔子所明说,孔子之直接的弟子所记,而使我们不能确定此诸书之著者, 自会使人觉有一遗憾而不满足。但是我们于此可从另一面去想。即正因我们不能确定此诸书之著者,我们更可对此诸书之著者,只求发挥孔子之道,而不求传其个人 之名的精神,更加以感佩。所以我在《原道篇》说:著此诸书者,乃是晚周、秦汉之际“遁世不见知而无悔”之儒家中之贤者,亦天下大乱、秦政暴虐之下豪杰之 士。而除了著此诸书者外,参加秦代《吕氏春秋》之编著者,及汉初《淮南子》一书之编著者中,同样有不少儒家中之贤者,而名不见经传者,然后有《吕氏春 秋》,《淮南子》书中之儒家思想。这些儒家之土,念念不忘孔子之言,对孔子之学,力求加以保存于秦汉之政之下,以传孔子之名声于不朽,而他们自己,则宁隐 姓埋名而不惜。此正见他们之伟大处,而更值得我们之无限的感佩。若莫有他们,孔子在秦汉之后的崇高地位,亦无由建立。他们只是一些社会民间上之无名的人 士,显然说不上是有任何政治现实上的势力。

在秦政的暴虐之下,始皇焚书坑儒。而首先反抗秦王,而造反的陈涉,则《史记·儒林列传》载其好儒术。陈 涉称王,而鲁诸儒,持礼器往归之。陈涉又立孔子后人孔甲为博士。显然此时之儒家思想,只存于社会民间。汉高祖初起亦看不起儒生。过鲁时,乃以太牢祭孔子; 其得天下后,乃听听陆贾之以仁义之道治天下的话。然汉初之政仍杂用黄老与申韩,儒家思想并不得势。董仲舒之贤良对策,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孔子,不是在 百家之中独选一孔子,而压制他家之学术思想,只是因孔子原不被视为百家之—,而是上承其前之中华文教,为诸子学术之共源。罢百家尊孔子,即谓须尊此学术共 源,以立国本,不可只以一家之言如纵横、黄老、申韩之言,为政教之本。故尊孔并未阻止当时他家学术思想之在社会流行。但董仲舒之要汉武帝“正其谊不谋其 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则是针对汉武帝之急功好利而说。汉武帝虽采纳了董仲舒之设立五经博士、博士弟子员之议,但对董仲舒所讲之孔子之道,并未真正相契。 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之三十弋文质改制之篇,明主张王朝须更迭而兴,有如阴阳家之五德终始之说中,言—朝代之德既衰,则有新朝代继之而起。此乃本于孔 子、孟子、荀子,皆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命无常、得乎丘民为天子,其尊君只是尊得民心之君。故孔子称尧舜之禅让,孟荀皆称汤武之革命。阴阳家及董仲舒之 说,皆承此而来。后董仲舒之弟子眭弘,更明谓依其先师之教,劝汉帝应“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自封百里”(《汉书·眭弘传》)。此董仲舒之思想,显然非只 为汉代之君王设想,亦非为维护一家一姓之统治权而有。汉武帝立盐铁由政府专卖之法令,以与民争利。但到汉武帝殁后,昭帝宣帝时期,却有贤良文学之士六十余 人,与当时之政府中之丞相、御史大夫之一大辩论,记在桓宽《盐铁论》一书。此贤良文学之土,正是本董仲舒之贵民、爱民之儒家思想,以反对当时之丞相御史大 夫之只求富国,不求富民之法家思想,而主张取消盐铁由政府专卖之法令者。此令亦终废。此即证明董仲舒及贤良文学之士所代表之儒家思想,与汉帝及政治上居高 位者之法家思想,正处于一对反的地位;而以其所持之“理”,与居政治高位者之“势”相抗。则试问今人之说儒家思想,只是为专制帝王服务之说,如何说起?说 此董仲舒之推尊孔子,是为投帝王之所好,或说孔子之地位之提高,乃由汉武帝之听信董仲舒之独尊孔子之言而来,又如何说起?汲黯明说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 义”,汉武帝何尝真正尊崇孔子?董仲舒与贤良文学之土,皆是在政治中居下位,而为孔:子之道奋斗的人。由他们之奋斗,而后汉代之儒学之地位、孔子之地位, 日益提高。后来之儒家学者继出。至东汉之光武,因尝为太学生,故能更崇儒学。而有顾亭林《日知录》卷十三所说之东汉之风俗之美,见:广东汉之末之讲学之风 之盛,‘气节之土之出。此是儒家之影响及于政教,而固非儒学由汉武帝表面之尊尚,而盛兴之谓电。

孔孟荀以降至汉之儒家思想,与中国历代之现实政治 之关系,当然是极复杂的。儒家自然莫有建立现代的民主选举制度,以前的中国,亦无行民主选举的社会条件。儒家原亦主张天下国家在平时应有君臣名分的维持, 以建立平时之社会政治的等级次序。但依儒家之理想,是力求人之贤德与才能之价值秩序,与社会政治上之等级秩序,互相配应。在其不能相配应,而君主无道时, 则主张禅让与革命。故就现实政治对儒家思想之利用说,则儒家之言君臣名分,固可为君主、官僚,所利用为维持其现实政权之工具。

然儒家之禅 让,亦可被权臣利用,来逼使君王让位。如由汉让位王莽起,而魏受汉禅,晋受魏禅,直至宋、齐、梁、陈,皆借儒家之禅让之名,以行臣代君,而改朝易姓之实。 而在另—方面,儒家劝;主张在上位无道时,在下者可以叛上。《论语》中记:公山弗扰叛,与佛反叛,孔子皆尝欲往。无论孔子之目标何在,总是许此下叛上之 事。《墨子·非儒篇》更记孔子之弟子为臣,而处处叛上之事。陈涉亦好儒术而革命。直至清末之苹命,仍本孟子之民贵君轻之说。在儒家思想,兼有维持君臣名 分、禅让、革命三者。无沦人要三者之任一个,皆可以儒家思想为根据。儒家于君王、臣、民,并尤偏袒;君有道,则尊君;君德衰,则当禅让;君无道,则人民得 而诛之。儒家只是坚持人之“道”与“德”,为政治之标准理想所在。至于要加以利用,昏君要固位,权臣要篡位,暴民要作乱,皆可取片面的儒家之言为据。但我 们须知世间任何好的思想,无不可被利用。于此,被利用的孔子所传之儒家思想,可不负一切责任,孔子之地位亦不因之而动摇。

然我们真要了解孔子在中 国历代文化中之地位之形成,更当自宗教思想、史学、文学、哲学之各方面看。此乃属于儒家之广义的“师道”之内者。譬如在汉代,孔子之地位之提高,便应追溯 在纬书中所传之孔子。此纬书,乃一儒家思想与阴阳家方术之:上思想之混合品,而表现汉代之民间知识分子之宗教思想,而只假托诸孔子者。在此纬书中,孔子被 神化为天上之黑帝所诞生;孔子作《春秋》而“天雨粟,鬼夜哭”;孔于预言秦之必亡,亦为其后之新时代立大经大法。由此而衍成汉人之孔子为汉制法之说。此孔 子在纬书中之被神化,有如耶稣之在《新约》中被神化,皆约在二千年前。但耶稣初乃神化为—赎罪者,而非判罪之审判者。必俟下次耶稣再来,耶稣乃成为审判 者。而在纬书中,而在纬书中,则孔子直下神化为一历史政治上之大事之判断者,却非判断个人之罪者。此孔子由被神化,而地位提升在—般人王之上,乃—般人民 祟信孔子者之功。亦如耶稣之被神化,而为万王之王,乃一般人民崇信耶稣者之功。如顺纬书中之孔子之思想而发展,儒教亦可变为宗教。但依中国之人文思想,中 国之学者不能相信纬书中之神化孔子之论,而纬书之说被张衡、桓谭等斥为妖妄,更为王允所详细评论。然而纬书中“孔子为历史政治之判断者”之一观念,则为汉 代之春秋家与史家之所共同承认。由此而汉代有《春秋》三传之学之兴盛,孔子为“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大”之“素王”之说;亦有空前的史家,如司马迁、班固 等之降生。

汉代之诸子,固无反对孔子者。其经学家,对孔子所传之六经,亦视若神圣。但对孔子之精神人格,真能相契会,而加以赞颂者,则莫如司马 迁。于司马迁之《史记》之定孔子为世家,后人之评沦不一。此所谓吐家,明不同于其余一切之世家。此乃—文化学术的传承所成之世家。孔子不能列为本纪,视为 帝王,因孔子原非帝王。帝王只是—时代的政治元首,亦限于一时代。以孔子为世家,则孔子之教纵贯历史各时代,而显其长久的意义。司马迁学孔子作《春秋》之 意,而作《史记》,亦寓其个人之褒贬,于其书之体例,及赞颂之文之抑扬语气中。司马迁《史记》自序述其先人之言曰:“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 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司马迁为李陵事,与汉武帝争辩而—下狱,受腐刑。由其与任少卿之书,可知其对汉帝之怨愤。则汉帝不足当司马迁心目中之王者。 王者不兴,而《史记》—书兴,即足承孔子后之五百年运。此即司马迁之抱负所在。司马迁之《史记》,为后世史书之祖,司马迁以作此《史记》,表示其对孔子之 精神之承继与崇敬。后之班固,则更对司马迁之过于尊重处上游侠等,有所不满,而—意尊儒,以孔子之言,衡定诸子之学之价值。然而孔子之地位,亦即由此司马 迁、班固二史家之共同推尊,而更提高。于是后世之——切史家,亦更无敢轻谤孔子者。我们今天说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之地位之形成。亦决不能抹杀此中国之史 学家之功。

四、魏晋玄学家之以孔子为圣人之标准,及孔子在佛道二教中之地位,与魏晋至隋唐之文学家对孔子之尊崇

从魏晋至南北朝隋 唐;其经史之学,只承两汉之绪,无大开创。在纯学术思想上说,则此时是玄学佛学的时代。此乃前所未有。而在一般文化上说,则此时代是文学、艺术、宗教兴盛 的时代,亦前所未有。一般说,玄学清谈老庄,佛学只崇敬释迦。但我们不能忽略在魏晋玄学家,如何晏、王弼、郭象等,虽讲老庄之学,但同以孔子为圣人的标 准。汉人经学重五经,而不重传记。《沦语》之记孔子之言行者,乃在传记中,只扬雄作法言拟沦语,见其对《论语》之重视。他人之著,亦时有引及沦语者。汉人 对《论语》之注疏之功,并不多。何晏乃为《论语集解》,而由孔子之言行,知孔子之圣,在“实体而无不言”。诸玄学家看老庄,只以“言虚无”之义理胜。《世 说新语·文学篇》记王弼说“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为训,故言必及有。老底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此即谓老庄言无,正证其有不足。郭象《庄子序》虽亟称庄 子,但亦说其“未始藏其狂言”。亦即谓庄子尚未至圣人之无言之境。故“不经”而为“百家之冠”,百家之冠,亦百家之——而已。此魏晋玄学家心目中之“为圣 人之孔子”之境界,自不同于汉代经学家、史家、纬书中之“为圣人之孔子”。但劝;不能说孔子之人格精神中,定无此玄学家所想之一面。孔子自谓“空空如 也”,“予欲无言”,自喻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正即当时玄学家所理想之“体无”“生而不有”之圣人境界。故亦不能说此诸玄学 家对孔子之学,无所契会。玄学家谈义理,自多本老庄;然谈圣人境界,仍以孔子为标准;值得大家注意。本来淡义理之玄学,即是一种哲学。这些玄学的哲学家之 伟大处,则在其谈哲学、谈玄学,而知有其上之孔子之圣人境界,非玄学非哲学者。故对此玄学家之谈玄,后如范宁等,虽视之为清谈误国。但由他们之仍推尊孔子 于老庄之上,即亦不能说他们背叛了孔子。而我们亦可由此玄学家知有:在一切玄谈之上之孔子之圣人境界,而亦有将孔子之地位,更加以提高之功。

至 于佛学之人中国,自然另形成一学术宗教的潮流,亦与中国原有之学术宗教,发生若干激荡、若干冲突。佛教与道教间,尤多争执。但佛学在印度初起时,乃是反对 印度传统之宗教文化者,后亦终为印度人所排斥。然佛教到中国,对中国之学术文化之传统,初却并未取一味反对、贬斥的态度。此亦如基督教初兴起于西方时,乃 对犹太教叛逆,与希腊罗马之宗教与哲学及回教思想,初皆互相斗争。而明清之际之基督教,传人中国,虽反对当时之宋明理学,却亦先自附于中国之古儒真教之 列。佛学人中国,中国人终将印度之佛学,全部容纳消化。此历史,说来话长。简单说,譬如第一个融化印度佛学,而以中国文字,系统的论述佛学的学者,是僧 肇。在僧肇心目中,即以孔子、老庄,与释迦之圣心境界,本质上无差别。故其书中处处以孔子、老庄之言,与佛家《般若宗经论》之言,互相证明。后来之吉藏、 智觋等,乃始贬抑老庄。但对于孔子之五常,智觋于《摩诃止观》卷六,曾说其与佛家之五戒相通。后来颜之推之《颜氏家训》,亦承之而言。智觋于《维摩诘经玄 疏》卷一,又本《清净法行经》,说孔子为大乘菩萨之化身,乃佛所遣,先来中国,开中华礼义之教者。后之华严宗之澄观之《华严疏抄》、圭峰之《圆觉经疏 抄》,均喜用儒家经籍语,以说明佛理。如澄观《疏抄》以易之天道喻正觉,人道喻有情,地道喻世间。圭峰《疏抄·序》,以“元亨利贞,乾之德也”,喻“常乐 我净,佛之德也”。宋天台之智圆,自号中庸子,主儒佛之教并行。契嵩遂有系统地论儒学之书。宋之禅宗之宗呆,则深叹儒学之衰微,望为佛学者,改头换面,以 振兴儒学。至明末之德清、智旭,而为《中庸》、《易经》作注,以明儒佛之道原来不二,正如僧肇之所思。当然一般说,在佛教徒心目中,释迦之位第一,孔子只 居第二。如在道教徒心目中,老子居第一,孔子只居第二。后来明末清初西方基督教人中国,则以耶稣居第一,孔子之位仍居第二。然而在孔子之徒看来,则于此等 事,可并不以为怪;亦可以加以容许,加以欣赏。佛教徒当然应以释迦为主,为第一;道教徒当然要以老子为主,为第一;基督教亦当然要以耶稣为主,为第一。孔 子对此诸教徒之言,自非主而为宾,宾则为第二。但是佛教徒与道教徒,却互相排斥。基督教在明清之际人中国,又与佛道二教互相排斥。佛道二教,互视为异端邪 说。基督教与佛道,亦互视为异端邪说。异端邪说的地位,则不在次第之列。只有孔子在中国任何宗教中,皆确居第二之位。孔子名仲尼,仲即是第二。今日之轻薄 下流之文土,以孔老二之名侮辱孔子,实则此侮辱不了孔子。此孔子之第二的地位,贯通于中国—切宗教中,使其皆得并存于中国文化,则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地 位,仍居中心的第一之位。故此中国佛教徒、道教徒与后来之基督教徒,于其教主之外之推尊孔子,同有助于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之建立。所以由魏晋南北 朝至隋唐之佛道二教之盛兴,而孔子在此二教中屈居第二之位,孔子之徒亦不必以为即孔子之地位受贬抑之证,而致其叹惜。孔子之徒,原当有此雅量,到了佛寺、 道观、教堂,即自视为宾客,任和尚、道士与神父、牧师为主,自居于第二之位。这才能表现孔子之教中视“道并行而不悖”,而“无所不容”的风度与气概,同时 我们还要知:此亦正是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得居中心的第一地位之理由之所在,而当更对佛教、道教、基督教徒,皆以第二之宾位待孔子,加以感谢才是。

魏 晋南北朝隋唐之思想界的声光,在玄学与佛学。传统的经学儒学之著述,有功力而无精彩,亦无所贡献于孔子之历史地位之提高。此时期之君王,亦并不特尊崇儒 学。唐代君王更特尊道教与佛教。但是在此时期,却有若干文学家,文学批评家,深心崇敬孔子。此文学批评家,可以作《文心雕龙》的刘勰为例。刘勰后出家为 僧,亦为《文心雕龙》一书之著者。此《文心雕龙》在文学批评中之地位,如司马迁之《史记》在中国史学中之地位。司马迁后孔子五百年,而意在以史学承继孔 子;刘勰又后司马迁五百年,而意在以文学理论承继孔子。刘勰之论文学,自然亦有若干取于道家佛家思想者。但由其书首《原道》、《征圣》、《宗经》三篇,最 后一篇《序志》,与全书之主要内容看,则显然是意在承继孔子之诗乐之教。所以在其《序志》中,自谓“在齿逾立,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又说 “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由此而发愤著《文心雕龙》,以承继孔子。至于此时期之文学家推尊孔子者,则有陶渊明、陈子昂、李白、杜甫、韩愈等。陶渊明、李 白之诗,自然有极多之道家情调,李白尚有“我本楚狂人,狂歌笑孔丘”的诗句。但是陶渊明诗有“野外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之 句。其先师明是孔子。陶渊明之“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亦何罪?一朝成 灰尘”的诗,亦证明其心中所最怀念的历史人物是孔子,最慨叹的,是暴秦之焚孔子的《诗》、《书》。故又有咏荆轲之诗,慨叹荆轲刺秦王之事之不成,而有“其 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之句。李太白的古风,想复兴风骚,而其第—首用“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开 始。其深恶狂秦之句,正承渊明而来。李白此诗终于“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之句,则更见其复兴风骚,在承孔子。至于陈子昂,据 姚铉《唐文粹》谓“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陈子昂起于庸蜀,始振风雅。”其感遇诗三十八首,乃言志之作,而最后一首,则始于“仲尼探元化,幽鸿顺阳和”之 句,以自见其志之所归。后之杜甫,则大家公认是诗圣,以儒者之性情为诗。他明知“纨绔不饥死,儒冠多误身”,而自称为“乾坤一腐儒”;他为诗“但觉高歌泣 鬼神,知焉饿死填沟壑”,而志在学孔子“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韩愈之散文,起八代之衰,他著《原道》,以辟佛老,而发扬孔子之道。陶渊明、陈子昂与 李、杜、不同于孟、荀、董仲舒以哲学经学承孔子,又不同于司马迁之以史学承孔子,亦不同于刘勰之以文学理论承孔子。陶、杜是直接有契于孔子之人格中之淳厚 的心情,而承孔子。陈子昂、李白是有契于孔子正风雅之心意,而承孔子。韩愈之辟佛老,其义理境界并不高。但他特有感于当时天下之僧尼道士之众,无所事事而 衣食,使天下民穷财尽,遂敢于在上上下下皆信佛之时代,直谏宪宗之迎佛骨,以至贬谪蛮荒之地。其与孟尚书之书谓其辟佛,“虽被万戮,岂有悔哉”;则是用 “孔子之承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的“承先启后”的精神,而更以传孔子之道自任。我们可以说,在魏晋至隋唐之儒家的哲学家、经学家,并不能大发扬孔子之道。然 而这些文学家,却对孔子之人格精神,有一深透的直觉,而以其文章表示其对孔子之怀念与崇敬,以维持孔子在此时期之中国历史文化中之的地位。

五、宋明儒者之民间兴起,以匡扶世运,及孔子之至圣先师地位之确定

由 隋唐历五代,而有宋明儒学之复兴。但此宋明儒学之复兴,并非只由宋之太祖太宗之有若干尊崇儒学的政治措施。此宋代学之兴起,当如《宋元学案》之说,始于在 野讲学之孙明复、石介、胡安定三先生。此三先生生年略后于孔子一千五百年,皆初无政治下之高位,只是民间讲学之攻苦食淡之学者。后来之范仲淹、欧阳修,虽 由田舍郎而为庙堂之宰相,于奖励儒学之人才有功。但大家要知道,在北宋初年政治上居高位之名臣,大多信佛。如杨亿、吕夷简、富弼、韩琦等,皆信佛。欧阳修 作《本论》,亦说“释势盛,自难与之力争,唯当自先明吾理。吾理既立,则不必与彼争”云云。此后才有周濂溪、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等之发愤阐明儒学。周 濂溪,乃一山林隐逸之士,名不闻于当时。朱子《濂溪先生像赞》,乃始推尊之为“道丧千载”后之一“先觉”,而被称为宋明理学之宗师。张横渠于其《正蒙乾 称》篇下,尝谓“千五百年之学,出于佛氏之门下……自非精一自信,有大过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间,与之较是非得失?”《二程遗书》二上尝记明道言:“昨日之 会,大率谈禅,使人情思不乐,归而怅恨者久之。此说天下已成风,其何能救?……某则才卑德薄,无可奈何它然据今日次第,便是数孟子,亦无如之何”。又记明 道嗣慨叹“今日则人道废……天壤可谓孤立”。可见程明道当时心情。后程伊川为《程明道墓表》说:“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 之学于遗经。”此非故意夸大明道之地位。此只因伊川慨叹于当时言佛者“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遍,而实外于伦理”(明道行状);又 慨叹于“圣人之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圣人之学不传,则千载无真儒”之故。此皆足证当时张程等,复兴儒学之事之吃力。亦足见他们之复兴儒学,皆同是举世不为 而为之豪杰之行。横渠只在关中讲学,二程虽列身朝廷,但为王安石所排。后之朱子承周张二程之学,亦被韩托胄斥为伪学。程朱皆是在政治上不见用,而初只有少 数学生相从之儒者;只由师弟代代相传,历元至明,而朱元璋乃以朱子之书考试。然以朱子之书考试,则朱学成利禄之门,非朱子之幸。故明代之儒学有生命、有朝 气者,乃是近陆学之陈白沙、王阳明之一流。陈白沙之师吴康斋,则正同宋初之三先生,只为一民间之攻苦食淡之学者。陈白沙初学于康斋之门,亦要与康斋同下 田,至刈禾伤手。王阳明早年之师娄谅,亦出于康斋之门。王阳明虽后为大官,但其悟良知之义,则在其初贬谪龙场,死生呼吸之际。宋儒之传至文天祥,明儒至顾 宪成、高攀龙、刘蕺山、方以智、黄道周、张煌言等,则皆以气节殉难。故此宋明儒学之得成为数百年之学术文化之主流,要皆由儒者之困厄奋斗中得来,宋明之皇 帝多崇信道教,大官则信佛者多。此宋明儒学之得其地位,乃要在于民间及社会讲学,逐渐蔚成风气。此皆有史可考。至宋明儒学家心中之孔子,则非汉人之素王, 亦非何晏、王弼、郭象心中之体无之圣人,更非佛教徒心中之菩萨化身,亦不同陶渊明、李、杜心目中之孔子。宋明儒者心目中之孔子,乃一真正从事教人希贤而希 圣的至圣先师。而孔子之为至圣先师之历史地位,亦由宋明儒者加以确立,而后明清之帝王,亦随之而不再以文宣王封孔子,而只以至圣先师封孔子。至于在宋明之 亡之殉难的节义之士,如文天祥、东林之士等心目中,则孔子更是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至圣先师。

自宋至明之推尊孔子,而以之为至圣先师,乃重孔子 之设教。此与秦汉儒者之推尊孔子,而反抗秦之暴政,以孔子乃作春秋,为汉制法之素王,固然不同;亦与汉代纬书与一般儒者心目中,以孔子为天降之圣,一般人 所不能学者不同。宋明儒者虽尊崇孔子,然以孔子之圣德,乃学者所可学。如周濂溪之说“土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二程亦深信“圣人可学而至”。孔子之圣, 对学者只是师。学者之学,亦可与师相等。故学者皆可为圣人,而同于孔子。此亦即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涂之人可以为禹”的意思。此理由何在?乃在 宋明儒者大都看一切学者或一切人,皆与孔子同此心、此性、此理。故由宋初三先生复兴儒学,历五百年,而距今亦为五百年之王阳明,更由人人之当下现成之良 知,以指出常人与圣人,同此心,同此性。人人有此良知、此心性,即人人有成孔子的可能。而人人心中,亦都可说:原有个圣人,原潜藏一可能的孔子。故王阳明 的诗有“个个人心有仲尼”之句。此王阳明之说“个个人心有仲尼”,一方是明确的指出一个人之良知心性,与孔子之良知心性,平等尊贵。一方亦即将孔子的地 位,置定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不必去想孔子是天生的圣人,或古代的圣人。孔子即在个人之良知心性之中。人一念反省,便见孔子在此。由此而有晚明为王学者 之豪杰气概,狂者风度。最后即转成东林之士刘蕺山等,铁肩担道义,而大雄无畏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

六、孔子在清代学术文化中之地位,及清末以来之贬抑孔子地位之说之衍成,与其说之谬误

至 于在清代,则孔子在文化中的地位,与宋明又不相同。清代学者,因有鉴于宋明儒或空谈心性,而不好学之弊,遂重经史之考证之学,而倾向在以汉代之经师为法。 孔子本尝自述他是好古敏求,则我们学孔子亦当好古敏求,而重经史之文献上之考证之学。此亦即所以承继孔子之好古敏求的精神。此是总括的说孔子在清代学术文 化中的地位。

今如稍分别说,则孔子在清代学术文化中,亦有其前所未有的地位。首先我们可说就历代帝王之好学者而论,则清初之康熙、雍正至乾隆诸 帝,很可能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好学者,亦较能推尊孔子之教于佛道之教之上者。康熙本来极好天主教土传来之西方科学,但为了罗马教廷之禁止中国天主教徒之拜 祖先与孔子,则断然对天主教加以驱逐,亦值得欣赏。此清初诸帝皆以孔子为先师,而为其学生。这亦使孔子之地位提高。但是清帝是满族,其统治汉族,即不愿汉 族人讲民族大义,因而屡兴文字狱,以摧残学术。雍正著《大义觉迷录》,以驳斥曾静承其师吕留良而来之“夷夏之辨”。雍正乃只本孔子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 之”之文化观点说;而将孔子“内诸夏而外夷狄”之民族立场,加以淹没。雍正自集政统、教统之大权于一身。其权势之所在,即“理”之所在,而以其“势与 理”’箝天下人之口。此却使中国历代儒学之传,受一大冤屈,使中国知识分子不敢仰首伸眉,论列真正的“理”之是非。而学术界之乾嘉诸老,遂只能埋首于文献 之研究,以从事于朴学。孔子之道被视为在客观外在的文献中,学者只有终身求之,而不敢以此道自任;更不敢如宋明学者之自信圣人为人人可学,孔子人人可学, “个个人心有仲尼”了。又因孔子之道在客观外在的文献中,而孔子只是二千年前之一远古之圣人。文献之研究未完,则孔子之道可望而不可即,孔子亦可望而不可 即,其地位只在遥远的古代,亦如只在遥远的天边了。

在清中叶以后,洪杨之乱起,洪杨之要推翻满清,正本于汉族之民族意识。但洪杨不能承继中国之传 统的文化意识,而以一变念的基督教思想,反对中国之传统文化。洪杨借上帝之名,鞭挞孔子,以六经为妖书,而与孔庙,一齐加以焚毁。此时乃有承继中国儒家精 神之曾国藩、罗泽南等之在民间练兵,讨伐洪杨。大家知道:曾国藩在讨伐洪杨之檄文中,并未提到效忠清室,只说洪杨之乱,“举中国人伦,一旦扫地荡尽。此岂 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又焉能袖手旁观,不思一为之所也……”无论后人对曾国藩等如何批评,他 们之决心在民间练兵,讨伐洪杨,初断然出于一保卫孔子所传之中国伦理文教之文化意识,而自民间奋起,以担当世运的精神。而孔子在此精神中,所居的地位,即 大不同于在其前之清代之从事经史考证之学者心目中的地位。此“痛哭于九泉之下”的孔子,亦是活在曾国藩等之心中的孔子。只有此孔子,才能感动一切读书识字 之人,使其共同参加讨伐洪杨之大业。

在乾嘉时有章学诚治史学,以中国古代之学,集大成者为周公。周公为先圣,孔子只传先生之政典之六艺,以教学 者,而只为先师。但其书未行于其世。在道咸以后,经学由古文学转到今文学。今文学家重经世致用,其心目中的孔子,即是一建制立法者。公羊家之学,发展至晚 清廖平、康有为诸先生,皆重孔子之政治思想之开未来世之一面。孙中山先生亦重孔子《礼运·大同篇》中“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章太炎在清末,则以孔子之地 位只是一史家,而整理古代文籍者,乃比同之于汉之刘歆。在此中,廖平、康有为对孔子之教之开未来世的意义,说得太夸大;并以六经皆孔子托古改制之著,而只 表现孔子个人思想者。此却使孔子之学,反成“前无所承”者。章太炎初年本佛学以贬责《孟》、《荀》、《中庸》、《易传》,而轻视宋明儒学;只视孔子为传布 整理古代文籍之史学,则又使孔子之学,若成“后无所开”者。章太炎与康有为之弟子之梁任公,在清末,更以孔子不过诸子之一,其地位或尚不如老子、墨子。至 于民国创建,本是依于孔子之夷夏之辨,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终于五族共和。此原当是孔子之民族思想、文化思想,一齐伸展光大之千载一时之期。但民 国初年之学术文化界之学风,却承清末之学风下来。遂或沿康、廖之以六经皆孔子托古改制之著,无异孔子所伪造,更一味疑古,以孔子所承之古代文化,皆不足信 者。又有沿章太炎之以孔子为只有传布整理古代文籍之功,而以“整理国故”,代替一切对孔子精神,中国文化精神,加以承继发挥之说。再有鉴于清帝与清末大臣 遗老之尊孔,袁世凯之欲当皇帝而尊孔,遂说孔子之学自始为维护帝王之统治而存在,孔子之地位亦由历代帝王之提倡而形成者。再由中国人百年来之饱受外侮,于 是学者不免自怨自艾,归罪中国传统文化,而有打倒孔家店之说。

但是,此清末以来至今对孔子地位之上述的流行看法,只是一短时期中之人们之 看法。这些看法,全不能说明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之崇高地位所以形成。其前之中国学者,对孔子之地位,并不如此看。今若要反本归原而论,须知:由清中叶之 公羊家下来至今,只从社会政治上之建制立法的观点看孔子,已是只偏重孔子之外王之学之一面。在曾国藩、罗泽南心目中所要保卫之孔子之教,无宁是重在孔子所 传之伦理与文教。章学诚之以孔子为先师并不错,但说孔子是先师,只周公为先圣,又说六经皆史,皆先王之政典,则依宋明儒者看,即决不能同意。依宋明儒者 看,六经及中国之户术义理,与礼乐文教,原非只一时之政典。孔子是先师,亦是先圣。如在孔子弟子心目中,孔子同时是圣与师。在魏晋玄学家,与佛道二家之心 目中,孔子亦同是圣贤。在纬书中,孔子是天上之一帝所诞生。在汉儒心目中,孔子是素王。在司马迁、刘勰与晋唐文学家心目中,孔子是史学与文学之本源。今要 说孔子在整个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大有赖于综合各历史世代的人之心日中的孔子,而兼从宗教道德的内圣之学,政治社会的外王之学、哲学、文学、史学之全面 人文的各方面,去通贯地去理解。则知孔子的地位之形成,乃由二三千年来之历代人士之共同推尊,而逐渐形成,与整个中国之历史文化,有千丝万缕之关系,而合 为—体。此孔子之地位,岂是短短的时期中之偏激之说所能推翻?而我们更有充足理由,以说五四以来流行之“孔子之学,自始为维护政治上之统治者而存在,其地 位乃由帝王之提倡而建立”之说,根本不合于历史之事实。今依上文所说,再作几个反问,即可显出此流行之说的谬误。上文说孔子之地位,乃始于孔子之弟子对孔 子心悦诚服,庐墓三年,鲁人之依孔子冢为家,先秦诸子之共对孔子有相当的尊敬,晚周及秦政之暴虐之下,诸名不见经传之儒者之发挥孔子之学。今试问:这些事 与政治上时君时主,有何相干?,上文又说董仲舒有“帝王次第退位”之说,其弟子眭弘尝劝汉帝退位,承其教之贤良文学之士,反对政府与民争利,而与朝廷之公 卿大夫抗争。最尊崇孔子之司马迁,为李陵事,向汉帝抗议,受腐刑。试问这些事与维护帝王专制之事,又有何干?我们又都知道,魏晋名士与玄学家,多遭当时之 政治上之统治者的杀身之祸。他们在政治思想上主张人君要无为。他们称孔子为圣人,亦正因孔子有“无为而治”之说。如果孔子之学真是帮助帝王专制,试问此魏 晋玄学家如何能视孔子为圣人?再如上文所说刘勰只是一和尚;陶渊明、杜甫只是贫士,皆一生穷饿,只短期为小官;陈子昂初只一西蜀边鄙之寒土。试问他们有什 么政治上之权位?其推尊孔子,又岂为了孔子之教能维持帝王之专制?宋明之儒学初起于民间讲学之三先生与吴康斋,而反对当位之人所崇尚之佛学,而以发明儒 学,教“士希贤,贤希圣”。试问此与帝王之统治又有何干?上文再说佛教、道教、基督教之人,同认孔子为圣贤。试问此与帝王之统治更何干?然而从历史事实看 孔子之地位,则正由这些历代人物之推尊,而后次第建立。历代帝王与政治上之居高位者,明只是顺中国历代人心之所向,而赐孔子以封爵,以孔子之书开科取士, 助其为政。岂可倒果为因,而说孔子之地位乃由帝王之提倡而建立?我看只有两眼皆是势利的人,才会倒果为因,视此帝王之提倡,是天来人事,乃以为帝王之提 倡,即孔子之在中国历史文化之地位,所以形成的理由所在。退—一万步说,此帝王之提倡,亦只是形成孔子之地位之—外在的助缘。你如再多说一句,即证明你心 目中只有势利,不知学术文化为何物。

七、结论及余论:孔子与中国文化生命之一体性

今再总结上文所说。我之此文之宗旨,是在说明: 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有崇高的地位,决不可依五四以来之流行的观念来说:“孔子初不过九流诸子之一,只因帝王之崇信——或只因汉武帝尝纳董仲舒议,罢黜百 家,独尊孔子——历代帝王以孔子书开科取士,遂有其崇高的地位。”依上文所说,孔子之崇高的地位之形成,乃初由孔子原为一上承六艺之学,下开诸子之学者, 其人格直接感召其弟子。由此代代相传,而后孔子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的世家。上文同时说明,尊崇孔子者,初不限于儒家之徒,先秦之墨、道、法诸家,对孔子皆同 有相当之尊敬。尊崇孔子者,亦不限于后世为子学或哲学者。孔子与中国之哲学,以及文学、史学、宗教,整个之中国文化,互相联系,而不可分。其何以如此,则 ——方面自然由于孔子之思想、学术、人格之伟大,在各方面皆有值得后人崇敬之处。孔子之弟子颜渊,对孔子之学,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 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贡又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也”,“夫子之不叮 及,如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达巷党人亦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孟子说:“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类也。圣人之于民也,亦类也。”天有日 月、地有珠玉、鸟兽中有麟凤,人类中岂必无圣贤?孔子以前之中国文化已二三千年。二三千年中,不知生了多少人,则生出…·个伟大的孔子,被视为圣人,并不 奇怪,并不算多。此非孔子白封为伟大的圣人。孔子只尝称赞尧、舜、禹、汤,与当时之管晏,为其弟子之颜渊,只自称为好学,谓“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尸现代人 亦曾看了孔子所留下之若干言行,觉得孔子亦不算什么,而曾去评议孔子之所不足,以致对孔子谩骂。但是我要请问你之才力、智慧、德行,自比孟子如何?自比荀 子如何?自比司马迁,或刘勰,或李白,或杜甫,或韩愈,或程、朱、陆、王等,又如何?如果你自知还比不上,便应当虚心一点,想想何以这许多天才的历史人 物,皆尊崇孔子,其中总有个道理。你说孔子不算圣人,不算伟大,亦可以。因孔子既未自称为圣,为伟大,孔子亦可承认你的话。但中国历代之一切推尊孔子之人 物,却不能承认你的话。你要对此一切人作一大翻案,应当先度德量力,亦必须先想想他们之尊崇孔子,其道理在何处。只就你自以为已知之孔子之言行去看孔子, 还不行。西哲叔本华尝说:一伟大的书,是一镜子,你是什么人,即于镜子中只看见什么。孔子的言行,亦是一镜子。如你是巨人,则镜子中亦照见一巨人;如果你 是侏儒,则照见的亦只能是侏儒。你如果由孔子的言行中看不出什么,此只证明你自己的无知。你应当先试去想,在中国之一一历史之人物心目中之孔子是什么,才 能逐渐了解孔子。

但是我们从另一方面看,亦可说孔子之地位之所以如此崇高,不只是由孔子本身的伟大,而亦是由于此一切崇敬孔子的历史人物的推尊之 所致。我们可以说,孔子之纯粹学术的地位,乃由推尊孔子之儒家的哲学家如孟、荀诸子、董仲舒,及宋明清之儒者而建立,亦由史学家之司马迁、班固、文学家之 陶渊明、杜甫等建立。孔子之宗教性的神圣地位,始于纬书之神化孔子,及佛道诸教之同承认孔子为圣贤。孔子之政治思想的地位,主要由汉儒之推尊孔子为素王, 然后有唐宋君王之封孔子为文宣工。孔子之至圣先师的地位,主要由孔门弟子及宋明儒者之以孔子为师而建立。孔子固然伟大,而后世之一切推尊崇敬孔子的人物, 亦同样是伟大。此后世之历史人物之心灵,如不亦相当伟大,岂能知孔子之伟大?人于此要说,由中国后世之历史人物,将其心灵中之大,赋予孔子,才使孔子更显 其大,亦是可以说的。如我们亦可以说,耶稣、释迦并不如此伟大,因其门人与千万基督教徒、佛教徒之崇敬耶稣、释迦,而后耶稣、释迦如此伟大。所以我们崇敬 孔子,亦不须贬抑以后之历史人物,而可更崇敬此以后之一切崇敬孔子之历史人物。而且我们果能真正了解而崇敬此以后之一切历史人物之伟大,即当知我们自己亦 即并不小。依王阳明“个个人心有仲尼”的话,则我们每一人皆与孔子平等。故亦用不着为了崇敬古人,而贬抑我们自己。须知只有自己是渺小的人,不知自尊自 重,看不起自己,才看不见历史上的人物之伟大与孔子之伟大,而轻薄地加以贬斥,却不知此正是反照出其自己之卑贱与渺小,如三尺侏儒之立于—大镜子之前。

于 此如果有人一定要问:究竟孔子之伟大,哪些是属于孔子自身的?哪些是由后代的人之崇敬而赋予的?则此——问题,可以问,而难有一定答案。只视各人的认识而 定,但亦可以不必问。闪在孔子自己,与崇敬孔子者,皆可不发生此问题。后世人对孔子之崇敬,次第积垒,以形成此孔子之崇高的地位,有如垒土已成山,则—切 土结为一体,而可更无须再加分别。我们只须综括的说,孔子之地位之形成,乃由孔子自己之伟大,与后世之—…切崇敬孔子之历史人物之伟大之合力而形成。我们 固不能说孔子之伟大,只是崇敬孔子的人之向壁虚造。若是虚造,则何以后世人不对另…—人而虚造,而以其对孔子之崇敬心情,对其他人?亦不能说只由孔子之有 一神秘的力量,或帝王之提倡孔子、利用孔子,遂使二三千年的人,皆被迫的不得不崇敬孔子。因依本文所说,二三千年人之崇敬孔子者,在各时代次第由民间兴 起,皆是自动的、自发的。我们只可说,乃山孔子与后世之历史人物,以其思想、精神、人格,互相感应,便有此后世人物对孔子之崇敬,孔子之地位之形成。

如 果我们了解孔子的地位的形成,乃孔子与后世之历代人物,以其思想、精神、人格互相感应而形成。则我们一方面亦可说在各时代的各种人物中,各有其心目中的孔 子。如孟子心目中的孔子,不必同于荀子心目中的孔子;为史学家之司马迁心目中的孔子,不必同于陶渊明、李白、杜甫等文学家心目中的孔子:汉儒、宋明儒与清 儒之心目中的孔子,又各不同。由此而有人主张把汉儒心中的孔子,还之汉儒,宋儒心中的孔子,还之宋儒,……此自亦可以说。现代人亦可为孟子心中之孔子、荀 子心中之孔子,…各作—学术沦文。因…人心目中的孔子,自可说属此一人。但若只如此去说,却不够。因若只如此去说,则一个孔子,分散为无数人心目中之无数 孔广,而无唯—的孔子。须知每一人心目中的孔子,虽不必即是孔子之全,然要为孔子之——方面。若果孔子全无孟子心口中所想之一方面,孟子不会推尊孔子。若 果孔子全无荀子心目中所想的一方面,荀子亦不会推尊孔子。……此孔子之各方面,合为一整体的孔子的思想、精神、人格之各方面。则我们亦不必说真有无数的孔 子,分别存在于后世之历代人物心日中;而当说曾生在先秦时代之—整个孔子之思想、精神、人格之各方面的意义,在后来各时代之历史人物的心灵中,次第展现, 或次第被重视,被欣赏、被赞美、被崇敬、被发扬光大。而此孔子之思想、精神、人格之各方面的意义,展现于何时代之何人心目中,孔子亦即存在于仙人之心目 中。

循上所述,我们即不能说孔子只存在于先秦时代之其一生所历之短短的七十三年之中,而当说孔子实存在于一切世代之知有孔子之人们之思想、精神、 人格之中。说孔子之思想,只限于其时代,显然错误。如果孔子思想不是迄今仍存在,亦不会今尚有人要打倒孔子。说孔子之思想,限于其所在之社会政治阶级,亦 显然错误。因在孔子后之世代中之居不同社会政治的地位的人,皆同样受孔子之思想与其精神、人格的感召。我们可以比喻孔子的思想、精神、人格,如一发光体, 后来一切世代之人之思想、精神、人格,亦是一发光体。孔子之光,越过历史的世代的距离,照耀及前五百年之周公,更及于后人。孔子后五百年而有司马迁,以史 学承孔子;再五百年而有刘勰,以文学承孔子;又五百年而有宋初三先生之复兴儒学;更五百年而有王阳明之言“个个人心有仲尼”,定孔子之位于每一人之心灵中 此二千五百多年来之中国人之心灵的光,亦越过历史世代的距离,以照及于孔子。二千五百年如一日;然后有我们上所说之孔子与后世人的思想、精神、人格之互相 感应,而有后世人对孔子之崇敬,以形成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今只在此互相感应处看,亦如自诸发光体之互相照耀处看,则亦并非必须说此光源于孔子, 或源于后世之一切人;而可由孔子与后世之一切人,皆属于一整个之中华民族之文化生命之中,以说孔子的精神的光辉,崇敬孔子的人的精神光辉,合以形成此民族 文化生命的光辉。孔子的伟大与崇高,即是此民族文化生命的伟大与崇高;孔子的地位的形成,即此民族之文化生命的次第形成。此方是一更适切的对孔子的地位的 形成的看法。依此看法,则在此民族文化生命中,除了孔子,其所包含的东西,还很多。人可以不讲孔子,亦可只讲孔子之一方面,而对其他方面怀疑,此皆原无不 可。孔子之思想、学术、人格、精神之对现代及未来之意义,价值何在,亦有种种说法。此则不在本文之内。但人绝对不能对整个的孔子,加以侮辱。而谁侮辱孔 子,即无异侮辱中国之一切崇敬孔子之历史人物,亦是对中国民族之文化生命之侮辱。此正孔子所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然五四以来至 今,对孔子之地位的看法,及侮辱孔子之思想,我们亦只视之为中华民族之文化生命之大流中,一时歧出的思想逆流,必将流人断港绝潢,而自归于干涸。一切言 论,皆在真理世界,中国文化生命大流中,无真实根据之言,即无本之言。我们即可如孟子之说,而断言之曰:“苟为无本,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的形成——在台湾师范大学的演讲(唐君毅)

今天在此地与诸位见面﹐很高兴﹐在二十年前﹐当牟先生在此地任教时﹐我曾应人文友会之邀而作一次演讲﹐今天是旧地重游了。

今天讲的是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本来这题目我的一篇发表在中华学报的文章﹐有二三万言﹐此文曾在香港转载﹐因中共之批孔﹐故近来注意这方面。中华学报未必为一般人所见到﹐且那文章亦未将意思表达得完全﹐重点在那里﹐看的人亦未必十分清楚,故今日再讲这题目。

现 在不是说孔子的学问本身﹐孔子思想究竟怎样﹐是另一问题。亦不是考订孔子在历史文化中的地位﹐而是看实际上孔子在历中文化中的地位是作样形成的。 当然﹐要研究孔子﹐发扬孔子的学问﹐亦必须参考过去的历史文化中孔子的地位﹐了解古人对孔子的了解是怎样的﹐这对研究发扬孔子学问是很有帮助的。

关 于此问题﹐民国以来许多学者乃至外国之汉学家都有许多说法﹐孔子本是诸子之一﹐何以他的地位如此特殊呢? 很多人说是因为汉朝的董仲舒的尊儒而造成﹐因而妨碍了中国学术的进步﹐这说法到处流行﹐又有说因为儒家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为历代帝王所提倡﹐四书五经为 考试的内容﹐故孔子有崇高的地位﹐又有说孔子所讲的道理﹐对统治者有帮助﹐如三纲五常之说﹐这些说法都极普遍﹐亦可说是事实﹐外国之汉学家亦视中国为儒教 国家﹐重视儒家的政治意义。当然儒家影响政治是没有问题的﹐但这究竟是因呢﹐还是果呢? 若是因﹐则孔子思想便先天地限制于政治上﹐若是果﹐则这些都是因为中国人推尊孔子而产生的结果﹐由于中国人的推尊孔子﹐而致使帝王提倡儒学﹐今天要说的重 点便在这里。其次﹐孔子地位的形成﹐并不是在某一个时候完成的﹐而是逐渐由各时代对孔子的推尊而渐次形成的﹐为中国历史上各种文化领域的人所共同推尊而形 成的﹐政治与帝王的力量﹐只是果﹐而不是因。

我们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这是一历史的事实﹐因若我们说孔子的地位是由政治造成的﹐则首先便有一不能解释的事实﹐即孔子在当时的政治界是不得意的﹐先秦诸子者中都有记载孔子失意的 事情。只是死后﹐得鲁君的哀悼﹐此外﹐便没有其它政治力量。故孔子的地位﹐主要是靠他的弟子的尊崇。孔子死后﹐弟子但都以丧父之礼事之而无服﹐心丧三年﹐ 三年期满后﹐弟子们聚会以话别﹐散后﹐子贡则独自再回到孔子坟前再居三年。此后﹐孔子许多学生及其它人﹐便聚在孔子坟前居住﹐一两百年后﹐便形成「孔里」 ﹐由于孔子的弟子及弟子与政治发生关系﹐而使主政者对孔子的尊重﹐但这已是两代以后的事﹐孔子的影响﹐直接是在于教育﹐孔子直接影响的是他的学生﹐后来这 些学生许多从政﹐更有成为王者之师。于是便慢慢形成孔子的地位。孔子直接的影响是在教育上﹐在这点如深本渊源﹐可见到孔子自己也说好学﹐「好古敏以求之」 ﹐他对前圣先哲﹐是自居于学生的地位﹐他是先为学生然后为师﹐孔子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乃至晏平仲为师﹐然后孔子的学生以孔子为师。孔子在中国的地位﹐如 同耶稣之在西方﹐穆罕默德之在回教国家﹐释迦之在印度﹐但他们并不如孔子的有老师﹐而自居于学生的地位。耶稣是前无所承的﹐而为后人之师﹐为后人之教主﹐ 他并没有老师在他之上。释迦本有老师﹐但佛经上载释迦出生时﹐便自谓「上天下地﹐唯我独尊」此代表佛教对释迦的观念﹐认为没有人能当他的老师﹐法华经上说 佛之前身有老师﹐但今生则没有老师﹐这说法在佛经上是一致的。穆罕默德承认在他之前有先知﹐如摩西﹑耶稣﹐但说他自己是最大最后的先知﹐并不是承继耶稣而 来的﹐他对上帝﹐有特殊的了解﹐而并没有师承。是以他们都与孔子不同﹐都不承认有所师﹐都是空前的。孔子则不然﹐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 ﹐他自居于学而知之﹐自谓「学不厌而教不倦」﹐此可见孔子是自居于一学生的地位﹐故我们应说孔子是一学生﹐有许多老师﹐如尧舜﹍又有许多学生﹐既承先﹐又 启后﹐既继往﹐又开来﹐这是孔子的特点。而耶稣等虽启后与孔子同﹐但却看不起先辈。

其次﹐孔子所承的先辈﹐都属于中华民族的﹐夏商周虽 属不同的部族﹐但文化是一气相承的﹐如周公﹐虽代商之无道﹐但对商之圣主﹐仍是尊重的﹐故我们可视夏商周为一大民族(华夏民族)。故孔子所传承﹐所开启的 ﹐是本身的民族文化﹐而耶稣之教﹐却传放外方﹐今日之犹太人﹐并不信基督﹐释迦亦然﹐这虽更有时代性﹐但他们所要求的宗教精神﹐与他们本身的民族精神﹐有 一段距离。而孔子所要求的精神生活﹐精神生命﹐便能与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精神生命合一﹐为中国人所共同遵守。回教在这地方与孔子不同﹐但回教之所以能为阿 拉伯人所信﹐因为穆罕穆德本人是军事的领袖之故﹐是凭着军政的力量﹐使阿拉伯人接受回教。孔子则 纯粹靠他的文化思想﹑学术内容﹐以「文」的传承﹐成就中国文化﹐而不是靠军政的力量﹐而使孔子的精神与中华民族的精神分不开。由以上之比较﹐便可见出孔子 的特殊。孔子的「文」的承先启后﹐承先﹐是承尧舜﹍﹐启后﹐是开启后来的学术﹐诸子百家差不多都是后孔子一百年方兴起﹐可说多少都受孔子影响。孔子的学问 ﹐同用「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二语以表之﹐兼修己及治人二方面﹐而墨子﹐是得「行义以达其道」一方面﹐以义行仁﹐道家则得「隐居以求其志」一方面 ﹐重个人精神之游于天地。于此可说道墨皆是孔子某一方面的精神﹐而孔子兼之。

故孔子在先秦是居于承先启后的地位﹐而并非是诸子之一﹐ 是在诸子之上的﹐以孔子为诸子之一﹐始自章太炎﹐以前人是不如此说的﹐孔子当然是儒家的宗师 ﹐但孔子并不只是属于儒家﹐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于论述各家时﹐皆引孔子之言以作评论﹐可知班固是以孔子为居于九流之上的。在这地方﹐我们可知孔子是 上承六艺﹐下开百家的﹐学不厌﹐是承六艺﹐教不倦﹐是开百家。庄子天下篇将学问分三种﹐一是政治﹐二是学术(诗书礼乐) ﹐三是百家﹐但没有列孔子﹐百家中没有儒家。可知儒家是归入诗书礼乐部分﹐是从古代传下来的﹐而孔子是承六艺之学而来的。百家之学与六艺之学并不相同﹐百 家是后起的﹐而六艺是从传统下来的﹐史记上说「考信六艺」﹐以之为标准所在﹐最为明显。

由此可知董仲舒罢黜百家是要回归到本源的意思﹐不肯只讲分散的学问﹐而要讲本原的﹐因百家是后起﹐而六艺是本原。其实有只讲黄老﹐只讲申韩﹐而不说本原﹐不能综合﹐这是不够的﹐故要以本原处来统一﹐这是所以要崇儒的缘故﹐罢黜﹐是罢黜百家政治地位﹐而不是禁止研究。

六 艺之学﹐以今语说之﹐即人文的学问﹐诗是文学﹐书是历史﹐礼是法律礼仪﹐乐是艺术﹐易是天道﹐哲学﹐春秋是明是非﹐乃历史哲学。此为人文学问的全体﹐故汉 初之或言黄老﹐或言申韩﹐只是讲得一部分﹐而非全体﹐故董仲舒的崇儒﹐是要以全体代替部分﹐并非如后人所想之专制。在六艺之下﹐百家亦可成立﹐但 不能居于最高的地位。但亦无禁止之事﹐如西方之待异教。

其次﹐孔子不只是儒家﹐而可通于其它各家﹐亦不只是哲学家﹐以前人看孔子是先师至圣﹐是文 宣王﹐并不是狭义的哲学家﹐他的思想为孟荀所承接﹐但有许多人不是以思想承接孔子﹐如司马迁:「孔子至今五百岁﹍」亦衷心欲继孔子﹐故他是以史学来承继孔 子﹐董仲舒是以思想来承继孔子﹐但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可以与司马迁在史学上相比吗? 故我们可说﹐汉代真正承继孔子的人是司马迁。其后﹐刘勰亦认为文章的各种体裁﹐是从六经而来的﹐而要宗经征圣﹐显然地他是以文学来承继孔子。文学家中﹐如 陶渊明﹐亦是要继承孔子的﹐他虽有佛道气息﹐但他说的「先师」﹐如「先师有遣训」﹐明是指孔子﹐又曰「游好在六经」﹐他以他的诗来承继孔子﹐李白虽曰「狂 歌笑孔丘」﹐但亦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亦是要以风雅来承继孔子﹐杜甫更是宗儒。虽然汉唐注流是明显的继承孔子者﹐但对孔子精神的契接﹐未必比得 上几位文学家。关于以后的宋明儒如何承继孔子﹐不详说了。

这些推尊孔子的人﹐都在政治上不得意﹐董仲舒险遭杀戮﹐司马迁则受刑﹐魏晋玄学 家之尊孔者如王弼﹑何晏等﹐多遭祸﹐陶渊明是一贫士﹐刘勰是和尚﹐更 不得意﹐再者﹐李白﹑陈子昂﹑韩愈亦俱不得意﹐可知他们尊孔是纯为敬佩孔子的学问精神人格的﹐与现实政治毫无关系﹐而孔子地位的形成﹐是由于后人以其学术 地位﹑文化地位所共推尊而成的﹐然后才有皇帝出来封孔子。宋明儒之起﹐初是凭几个在野的苦学之士(宋初三先生) ﹐明儒之始﹐是一面耕种一面讲学的吴康斋﹐他与陈白沙一起下田而弄伤手指﹐但仍力耕不辍。朱子被斥为伪学﹐周濂溪是一隐士﹐二程张载在政治上俱不得意﹐阳 明被贬﹐方孝孺被诛十族﹐文天祥刘蕺山则死难﹐皆不是因官禄而尊孔的。这情况从清朝以后方开始变﹐清代皇帝多提倡孔子﹐但他们一面倡孔﹐一面兴文字狱﹐可 知并非真能尊孔﹐清代可称为儒家者﹐只一曾国藩﹐但他只能在文化上表现孔子精神﹐而不能在民族大义上发扬孔学﹐而曾国藩亦是在野的。可知历代之尊孔契接孔 子精神者﹐多是不得意的在野之人﹐而从民国以来所说孔子地位是由于政治力量所造成之论﹐是倒果为因的说法。

清代对孔子的看法﹐与前不同﹐今不多说。

袁 世凯想作皇帝﹐便推尊孔子﹐于是使人引起错觉﹐以为孔子是帮助统治者的﹐孔子的地位是靠在位者提倡而成的。而其实真正了解孔子﹐推崇孔子的﹐在政治上都是 不重要的﹐但你能说他们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不重要吗? 如司马迁﹑刘勰﹑陶渊明﹑李白﹑杜甫﹐他们不重要吗? 可知孔子的地位的崇高﹐不只是在于思想上﹐而是及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全体﹐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

(鹅湖月刊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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