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儒术误国论 误国的是把儒学万能化

在网上看到很多反儒的论文,说儒学误国,是使中国衰落的罪魁祸首,有的狂吠要灭儒,特做此文以驳之。

儒术误国,要全盘否定儒学?非也,秦废儒术,何以亡得那么快?而尊儒的朝代莫不昌隆长久。然则该独尊儒术,亦非也,宋明儒学不可谓不发达,而亡于异族,固知儒术不可废,亦不可独尊。

诸子百家就好比各种食物,儒学只是其种一种,比如说吃肉,如果每天只吃肉,别的什么都不吃,那当然会生病,然后你去看病,医生说你因为肉吃得太多了,难道就因此认为肉是毒品,不能再吃么?独尊儒术误了国,而说儒学不好就譬如只吃肉生了病而说肉不好一样。

汉宣帝就说得很明白了:“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元帝违其父言,专用儒生,为宦官耿恭,石显所蒙蔽,而朝政大坏,小人道长,汉朝逐渐衰落。

儒学并不是孔子一人创立的,尧舜用的也是儒学,为何政治那么清明?文武用的也是儒学,为何天下那么太平?成康用的也是儒学,为何民风那么淳朴?尧舜,文武,周公皆儒也,皆儒也,皆误国乎?孔子是总结了以前各种儒学而创立儒家,鲁定公用孔子为相,鲁国大治,让齐国感到威胁,怕鲁国强大起来,对齐国不利。据《史记》载:“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四方皆则之······齐大夫黎俎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儒学真的无用?儒者真的无能?

若言儒术误国,那么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何能驱逐匈奴,直捣王廷,灭南越,朝鲜,使汉朝趋于鼎盛?光武帝也是以“柔术治天下”,即是以儒家治天下,为何政治那么清明,国家那么强盛,(称三代以下之至治,风俗为历代最美)。唐太宗尊儒学,为何能击败突厥,擒其可汗颉利,威震四夷?明成祖也尊儒学,为何能三征蒙古,灭安南,使郑和七下西洋,耀威海外,开创永乐盛世,使四方蛮夷来朝?日本也重视儒学,为何能崛起为世界强国,横扫东南亚?

若言儒术误国,那么秦朝独尊法家,十几年就灭亡了,又是什么误了国,难道说法家误国吗?魏晋儒学衰落,玄学兴起,也就是道家,魏晋以道法家为主流,立国不过几十年而亡,曹魏亡于司马氏,西晋亡于匈奴,五胡乱华,又是什么误了国,难道是道家误国吗?三国皆重法家,都不过几十年而亡,法家误国吗?隋唐之时,也是道佛兴盛于世,其亡国之因又该归咎于哪一家呢?元朝更是轻视儒学,儒生的地位排在第九位,在妓女之下,乞丐之上,不到百年就灭亡了,天下大乱,那么又将归咎于哪家呢?

若言儒术误国,那么墨西哥效法英美民主制,进行选票,选了五个总统,而使墨西哥分裂,国土多被美国侵占,我们能说民主误国吗?中共尊崇马克思主义,建国不久就发生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我们能说马克思主义误国吗?

儒家误国是五四以来的陈词滥调,看到国家衰落,就把原因全归罪于儒家,这是何等可笑!而不少人人云亦云,重复五四的陈词滥调,没有独立的思想,见解,儒学误国论甚嚣尘上,作为中国文化道统的捍卫者,我不能不作文驳斥其谬论。

儒家文化是中国最伟大的文化,世界伟大的文化,不容置疑,儒家能统治中国两千多年,靠的是什么?仁义礼智信。为何那么多政治家,文人学者重视儒学呢?汉元帝柔仁,专任儒生,宦官外戚专权,汉室逐渐衰微,被王莽新朝所取代,王莽复古改革,也很重视儒学,十多年就亡了国。汉光武帝刘秀起兵灭莽,荡平各个割据势力,统一中国,光复汉室,并没有认为儒学误国,而放弃儒学,仍以柔术治天下。光武帝自幼好学,通读儒家典籍,很有去儒学功底,他如何能推翻王莽,扫灭群雄,如公孙述,隗嚣,张步等,统一中国呢?儒学真的误了他吗?他打成天下后,以儒家治国,在他的带领推行下,东汉功臣多通儒学,受儒学熏陶,连邓禹,贾复这样的武将也通读儒典,更遑论文臣了,汉朝儒学趣于鼎盛,当时政治十分清明,直追文景之治,不勋贞观之治,俨然三代遗风,儒学有没有误国?汉元,王莽用儒学而国乱,光光武用儒学而国治,何以故呢?用得用之之道,用之得道则治,用之失道则乱。

儒学并没误国,是因为独尊儒家,过于尊崇儒学,把儒学当成万能的,而误了国。汉元帝,王莽都是专用儒学而使国家衰亡,要知道汉宣帝说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什么是王道?儒家,什是霸道,法家。秦朝独尊法家,纯施霸道,十多年就灭亡了,汉察秦弊,阳儒阴法,王霸道杂之,而能维持四百年的统治,可见单用儒家不行,独尊法家也不可,而元帝无知,纯用周政,岂不误国?宋明崇尚儒学,甚至认为儒学能抵御外侮,歼灭贼虏,岂不误国?而亡于异族,皆过于尊崇儒学,以儒学为至上之故。

世人多道汉武帝采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汉武并没有将百家全部罢黜,让儒家一家独大,是阳儒阴法,大儒董仲舒并不被汉武帝重用,相反因言天灾,公孙弘进谗,董仲舒被罢斥,董仲舒惧诛,辞官回乡治学。被汉武帝宠幸的儒生公孙弘被任为丞相,也只略通儒学。实际上汉武帝天姿刻薄,重用酷吏,用刑严酷,以腹诽罪杀颜异,陷燕罪杀主父偃,陷张汤罪杀朱买臣,巫蛊罪杀公孙贺······汉武帝时有十二位宰相,而有七个宰相是非正常死亡,又穷兵黩武,屡征匈奴,使张骞出使西域,灭南越,朝鲜,屠大丸,岂是儒家所为!汲黯讥他“外仁义而内多欲”。阳儒阴法,是汉朝一贯的制度,甚至汉宣帝都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以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何足委任?”见太子十分崇尚儒学,叹道:“乱我家者,太子也!”欲废太子,立淮阳王。

然则汉武帝表面尊崇儒家,实际上没有用儒学吗?非也,儒学起治安社会,稳定人心的作用。汉武帝建立太学,任用儒生公孙弘为宰相,都是为了光大儒学的,晚年听信谗言,逼死太子刘据,屡征匈奴,屠大宛,劳民伤财,使百姓怨声载道,然能下罪己诏,稳定人心,有些地方还是遵守儒家之道的。汉武帝比秦始皇明智,秦始皇纯用法家霸道,不知道用儒家安抚民心,二世而亡,汉武帝以王霸道杂之,阳儒阴法,以法家治世,以儒家抚民,而能延长汉朝国祚。要知道儒家就像温药,法家就像猛药,温药不冷不热,大抵一般疾病,和平年代要用,但到了腐败透底之时,温药不足以治之,则须用猛药。鲁国,周室是用温药用多了,不知用猛药,一味重视儒学,愈趋衰弱而灭亡;秦朝鉴周鲁之弊,专任法家酷吏,施行霸道,用了猛药,使国家迅速富强,兼并六国,混一宇内。而秦朝一味地用猛药,专任法家,轻视儒生,结果二世而亡,可见猛药不能用得过多,用得过多就要死人,专任刑名必然亡国,郑子产治郑,专施猛政,而使郑国大治,百姓安康,是其时当行猛政,商鞅变法,严刑酷法,而使秦国强大,也是其时当用猛政。秦始皇统一中国,以为刑名万能,仍循商法,猛药用得太多,十几年间,天下就大乱了,故猛药须施之有道,用之合时,猛药是用来治病重者而非给病愈者或病轻者吃的。法家刑名是用来惩治乱世衰世腐败的,而不能施行于太平年代。儒法两家,譬如阴阳,是互融交替,维持社会的安定,不能偏废的,并重则治,偏废则乱。秦帝重法轻儒迅速灭亡,汉元帝重儒轻法而逐渐衰微,皆因偏废之故。故秦之强也由尊法,秦之亡也由尊法;汉之兴也由尊儒,汉之衰也由尊儒,岂能说法家会强国或亡国,儒家会治国,弱国?宽严并济,猛柔兼施,方能治强。就如生病吃药一样,要吃几种药才能好不能只吃一种药,不能只吃一种药,你只吃温药,重病当然不能治,一味吃猛药,也会吃死人,能说那药不好,是毒药吗?一些无知之徒因为纯用儒教而导致国家衰败而大骂儒家无用,儒术误国,和只吃药而吃坏身子大骂药不好,是毒药一样,何其愚哉!

诸子百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要知道取长补短,焉能独尊哪一家?故国之衰败误于独尊而非归咎于哪一家。孔孟鸿儒,思想学说博大精深,诚非汉宋之儒可比,不可因汉宋之儒空谈性理误国而说孔孟儒学误国,儒生无用。张伯伦推行绥靖政策,迎合纳粹德国的侵略政策,使德国得寸进尺相继吞并奥地利,捷克,波兰,愚蒙误国,不能说英国人愚蒙,其政党误国,儒家,英国都有败类,不能因为儒家,英国出了败类而全盘否定儒学,儒者,英国,英国人。这种逻辑是很不合理的,是脑残逻辑。

有人说儒家讲中庸,退让,养成中国人懦弱的性格,使宋明亡于蒙满这些蛮族,近代又备受西方列强侵凌。保守,主张复古,反对改革,妨碍科学进步,导致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恰恰相反,中庸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儒家正是因为中庸之道,而大放异彩,被人们尊崇。中庸被现在很多人曲解,认为是平庸,惰性,不改革,不进取,根本不懂中庸之道,翻开四书五经看看,不偏不倚谓之中,不激不固谓之庸。程颢说:“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子思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时而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无所忌惮也。”中庸就是不偏守中,不变守恒,不偏废,不偏执,恰当且持之以恒,怎能理解为平庸惰性,保守,不进取呢?连四书五经都没读过,岂能胡乱批判?“中”指的是什么,是天命,也就是自然规律。不可而为之叫过,可以争取而放叫不及,中庸说过犹不及,也就是说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这才是中庸的本意,是至善至美的境地,又怎么会妨碍科学进步?儒家就是想维持好社会秩序,劝统治者不能保守,也不能激进,阴阳结合,内圣外王,所子孔子孙子子思才著《中庸》,就是要阐扬孔子的大道正理,朱熹为《中庸》作序道:“中庸何为而作?子思忧其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以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己也。”中庸就是叫人要慎重,不要轻举妄动,可笑某些人段章取义,曲解中庸之道,这都是不读古书之过啊!

又有人说孔孟儒学废武,对敌退让,扼杀了中国人的尚武精神,更是荒谬透底!他们没读过《论语》吗?看《论语》书中,孔子是怎么说的,孔子说:“一张一驰,文武之道。”是叫文武之道不可偏废。孔子讲仁,并不废兵,他主张“足食足兵”,又说“我战则克”,何尝废武?还说:“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朱子注曰:“揖让而升者,大射之礼,耦进三揖而后升堂也。下而饮,谓射毕揖降,胜者乃揖不胜者升,取觯立饮也,言君子恭逊不与人争,惟于射而后有争,然其争也,雍容揖逊乃如此,则其争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争矣。”君子是文明地争,而非野蛮地争,孔子主张文明之争,反对野蛮之争。有弟子问他:“以德报怨乎?”孔子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孙子也主张先礼后兵,孔子退让不争吗?达尔文只知相争而不知相让,导致很多人事冲突,孔子则不然,既知相争,又知相让,该争则争,该让则让,高于达尔文。

孔子并不反对武力,田常弑其君齐简公,孔子曾劝鲁哀公发兵讨伐田常。鲁定公用孔子为中都宰,鲁国大治,据《史记·孔子世家》载:“ 齐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於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於是旍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於此!请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鲁君,为之柰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质。’於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 ”岂非文武并重,先礼而后刑,不动兵车而使齐国归还侵鲁之地?

孔子反对的是穷兵黩武,无谓的暴力,季康子将讨伐颛臾,孔子就说:“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孔子反对侵略战争,也反对不抵抗主义。

还有孔子提倡教授的六艺指的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与“御”就是射箭和驾驶战车这两门武艺,孔子把射箭和驾驶战车作为儒家弟子的必修课。子贡问:“居父母之仇,如之何?” 孔子回答说:“寝席耽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反兵而斗。”公羊曰:“九世之仇犹可报乎?”孔子认为:“王道复古,尊王攘夷。十世之仇,犹可报也!” 孔子宣扬:“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孔子认为:“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孔子何尝废武?儒学何尝扼杀尚武精神?史载孔子本身就力大无比,佩带弓箭,孔子的学生子路勇武过人,冉求曾率鲁军击退齐军,跟我们想象中的柔弱书生完全不一样。

有人又污蔑说孔孟儒学维护统治阶级,为统治者服务。孔子若为统治者服务,为何四处游说,未得一个诸侯重用?以孔子之才,为统治者服务,投其所好,陈说霸道,则早就居卿相之位了,何必那么落魄,但孔子不屑宣扬霸道,而以王道为己任。司马迁说孔子著《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孟子则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若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甚至说杀一暴君如诛独夫。在战国君权日益强化的时代,孟子敢说出这样的话,明显抵触统治者,何尝为统治者服务?据说明太祖览此语,怒而削之,想把孟子迁出孔庙呢,赖一文臣死谏而止。可见孔孟学说并不曾为统治者服务,统治者是利用了孔孟学说,后世小儒为求名利,歪曲孔孟之意为统治者服务。把儒学变成帮助统治者压迫人民的工具,罪在后世小儒,不在孔孟。

有人说孔子愚民,以何为据?言孔子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的话。这句话被很多人段章取义了,应该这么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是说人民可以做事就叫他们做事,不会做事,就教他们怎么做,孔子何尝愚民?

儒有君子儒与小人儒之区别,孔子对子贡说:“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什么是君子儒,君子儒胸怀天下,心系苍生,不媚权谄富,小人儒心存名利,为统治者服务,而装作道貌岸然之样。可惜孔孟以后,君子儒少,小人儒多,误国害民,曙堪痛恨,为孔孟叛徒,乃令孔孟蒙其黑,说孔孟儒学误国,孔孟是导致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呜呼,孔孟成了小人儒的替罪羊!

有人说儒家无抵御外患的作用,扼杀中国的扩张精神,打不败敌军,御不了外侮。诚然,汉灵帝时黄巾起义,侍中向栩认为:“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

为黄巾所笑。杀敌御侮,那是兵家之责,与儒家何干?儒“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儒家是教化人心,搞政治,治理国家的,怎么扯上打仗了?当然,国家危亡时,儒家也有责,但要用之合其道,如用非所用,叫一个善于治国而不通兵的人去打仗,那不是太愚昧了吗?儒学无用,废了儒学就好?秦尊法家,废儒学,二世而亡,儒学何以误秦?元朝轻儒,立国不过百年,汉宋明尊儒,长达三四百年,可见儒学不可轻视,儒学是有流弊,但利大于弊。

儒生不一定都是无用的,子贡说齐相田常,使越王勾践乘弊伐吴,亡吴霸越,可谓深通纵横之术,其于春秋战国格局的影响可谓不小。孔子门徒多有显达者,大者为诸侯师傅卿相,小者为教士大夫。子夏与门徒田子方,段干木为魏文侯师,曾子教学为业,有徒吴起,起乃战国名将,为鲁将,大败齐军,为魏将,使秦数十年不敢攻魏。战国大儒荀卿也讲学著书,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和秦朝宰相李斯都是荀子徒弟。韩李虽属法家人物,有些学问还是源于大儒荀子的。汉武帝尊儒,大败匈奴,没有扼杀扩张进取精神,反而增强扩张进取精神。明成祖也尊儒,果然亡国败政么?恰恰相反,使明朝国威趋于鼎盛。儒学具有稳定人心,教化人民的作用,尊儒者其统治相比轻儒者长,历史已经证明。

乱世用重典,治世尚柔术。儒家与法家就是王道与霸道并交替社会的治乱兴衰,君人南面之术,包括老子,荀子,韩非的思想无疑有浓厚的霸道成分,在社会处于动荡不安时,为了安定人心,统治者必然要采用儒学,即是仁政,王道。俗语道:“胡人无百年之运。”元朝轻儒,不到百年而亡,清朝重儒,用儒学稳定人心,长达三百年,这是历史的明证。

世人每将宋明之亡于蛮族,清末之败于西洋归罪于儒学,说儒学误国,其实宋明清的儒学有很多歪曲篡改了,跟孔孟之儒有很大区别,尤其是明清之儒学篡改为甚,多为统治者服务,清朝更把儒学篡改得几乎面目全非,企图长久奴役汉人。要说误国,是那些被歪曲,篡改了的儒学误国,世人不察,乃将落后之源咎于孔孟,呜呼冤哉!

柏杨说“中国在儒教建立统治者地位后就没出现有思想的哲学家”,大错特错,真是无知!自汉武尊儒后,缺实出了不少守旧的腐儒,小儒,但也出了如扬雄,王充,范缜,程颢,朱熹,张载,王守仁,李贽,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唐甄,戴震等达儒,大儒,真儒,具有独立思想见解。尤其是王守仁,才兼文武,学达天人,数日之内平定宁王朱宸濠之叛乱,被誉为“大明军神”,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他创立的阳明心学颇受日本重视,日本就是崇奉阳明心学而强大起来的。李贽反对道学,封建礼教,独尊孔子,著有《焚书》,《续焚书》,思想堪称异端。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的思想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堪比欧洲三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

黄宗羲著有《明夷待访录》,堪称中国第一部人权宣言,在《原君篇》中痛陈为君之祸:“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则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人之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

对于前儒,思想新不新?王夫之著《读通鉴论》,《宋论》,皇皇数十万言,堪称古代最有系统的史论,颇多卓越史观。他们都是具有独立新思想的儒。

汉高祖刘邦轻儒,想贬低儒生隋何之功,说隋何是腐儒,治理天下怎能用腐儒呢? 隋何跪曰:“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不到齐国的时候,陛下遣步卒五万人,五千骑兵,能够取淮南吗?”高祖:“不能。”隋何便道:“陛下使何与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贤于步卒五万人骑五千也。而陛下说隋何是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汉高祖无言以答,只得按功授职。还有儒生郦食其说齐王田广,使齐王要率七十二城降汉,若非韩信攻之,则食其之功成矣,有时儒生三寸口舌能当百万雄师,儒生真的无用吗?就如农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打天下也要用李善长,陶安,朱升,刘基等儒生,李善长可是明朝开国第一功臣,封韩国公,任宰相,太祖比之萧何,刘基足智多谋,辅佐明太祖统一天下,太祖对刘基说:“先生是我第一等功臣。”比之张良,儒生真的无用吗?

至于说孔子,儒家主张复古,反对改革,我看见国学大师熊十力在《原儒》书中对传统儒学进行了正本清源的工作, 把孔子儒学与宗法封建彻底剥离开,进而提出早年孔子为尊奉古帝王礼教的小康儒、晚年孔子为主张民主革命的大道儒。 熊十力认为孔子《周易》为内圣外王一贯之道,而尤以内圣学为主,孔子内圣学打破了先民帝天神道的宗教迷思,从而破除了古帝王自命“上天之子”的专制神话,奠定了大道儒学民主思想的基石。

大道儒学:晚年孔子作《周易》经传

就《乾坤衍》全书主旨和内容来看,其第一分“辨伪”可以看做是序言,为第二分“广义”主体正文部分作铺垫,但它的篇幅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可见,“辩伪”部分也很重要。“辨伪”辨什么伪呢?辨小康儒《五经》之伪。熊十力认为两千年来所流传信奉的儒家经典——《诗经》《尚书》《礼经》《周易》《春秋》都非孔子《六经》的真面目,孔子《六经》遭到了六国小儒和汉儒的篡改与扭曲。据熊十力的意思,历史上有两个孔子、两派儒学、两种儒家经典。两个孔子,即早年孔子和晚年孔子。两派儒学,即小康儒学和大道儒学。两种儒家经典,即已经失传的孔子所作《六经》和后世流传的伪《五经》。其间的关系可以进一步示意为:早年孔子—小康儒学—伪《五经》—主张复古—拥护帝王专制,晚年孔子—大道儒学—真《六经》—主张革命—反对帝王专制。熊十力的这些观点可谓惊世骇俗,他要立足现代,以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在根本上重新诠释孔子的大道儒学,他认为革命的孔子才是真正的孔子,大道儒才是真正的儒。小康儒为帝天神道儒、封建宗法儒、君主专制儒、三纲五常儒,而大道儒为民主科学儒、公有大同儒、社会主义儒、乾元统天儒、成己成物儒。

熊十力认为,五十岁以前的孔子处于“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学习阶段,这时的孔子志在三代小康盛世和周公礼乐,整理修订了古帝王流传下来的典籍文献;五十岁以后的孔子在研究伏羲易之后,加之周游列国行万里路,深知民间疾苦及其社会根源,思想大变,于是晚年创作《六经》,贬所谓的三代圣王为君子,开始由小康儒转入大道儒,主张民主大同、选贤举能。显然,“大道”与“小康”皆出自《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是谓小康”。 熊十力认为《礼记》是小康伪经,非孔子《新礼经》,但《礼运》篇当化自孔子《礼运经》,体现了晚年孔子大道儒学的最高社会理想,即大道流行的大同社会。《礼运》把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称为小康六君子,这和传统文献孔子多以圣人称呼他们有很大不同。熊十力据此认为这体现了晚年孔子思想大变后的境界,开始否定三代小康帝王私有天下,推崇大道大同和天下为公。孔子去世后,三千弟子分成很多派,熊十力认为孔子早年的弟子多取向小康复古,而晚年“狂简”弟子多为大道革命派。但大道派在当时的历史形势下不得势,六国小儒多信奉早年孔子的古帝王小康礼教思想,遭秦始皇“焚书坑儒”后的汉儒更是篡改孔子晚年《六经》以迎合帝制。由于《乐经》失传,孔子真《六经》就被篡改为后世流传的伪《五经》。

在熊十力看来,大道儒学反对复古,主张革命,一是革帝天神教的命,以乾元统天、穷理尽性的修身实践代替帝天信仰,并开出格物致知、开物成务、裁成天地、辅相万物的科学理性;二是革君主专制和宗法帝制的命,主张公有大同、选贤举能、天下为公的民主制。过去的君主自命为“上天之子”,其统治臣民百姓认为是上帝的意志,破除天帝神道信仰,君主就失去了神圣性而还原为世俗世界的一民。因此,熊十力说“外王学之无君,本于内圣学之无神”,这两个革命是内外相因的,体现了大道儒学内圣外王、一以贯之的人生社会新理想。熊十力认为,内圣外王之大道儒学的根本经典就是孔子《周易》,《周易》为五经之本。传统上关于易学的发展,有伏羲画八卦、文王重为六十四卦及文王作卦爻辞之说,而熊十力认为伏羲画八卦的同时六十四卦自然会出来,无须文王重卦,又认为卦爻辞皆为孔子根据伏羲易及古易象而作,卦爻辞和文王无关,孔子《周易》非源出于文王。熊十力说:“六国小儒一方固守其小康思想,而自负为真孔;一方又不满于孔子晚年造《六经》,倡大道而排复古。所以抬出文王以临于孔子之上,且暗示孔子之易学,源出于文王。”《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熊十力对“宪章文武”四字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小康儒的调子,不理解晚年孔子开始反对文王。为了突出孔子思想的革命性意义,熊十力打破传统上虚构的儒家道统观,定孔子于一尊,贬文王为不足取的小康古帝王,断然否定传统上关于文王和《周易》关系的种种含糊记载。为此,熊十力取《周易》之“周”为周遍、周全之义,和周朝、周文王、周公无关。但是传世《周易》也并不是孔子《周易》原本,熊十力认为孔子原本《周易》也遭到了小儒的篡改。尽管如此,相对其他伪经来说,传世《周易》还是较多地保存了孔子的真意,而其中熊十力认为犹以乾坤两卦的彖辞最为完整地保存了孔子大道儒内圣外王的真义,也最能体现孔子的内圣之道。同时,古术数易学迷信天帝,以阴阳二气释乾坤,拥护君主专制,为占卜而取象,而孔子《周易》哲学对这些都作了根本革命。

不敢苟同熊十力的全部观点,至于小康,大道各有其好。孔子赞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于人”,确实有的。《大学》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哪里反对革新了?

孔子没后,儒学分为几个流派,据韩非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乐之儒。 ”随者时代的变革,儒学也在衍化。汉朝董仲舒假孔子之名而创立经学,宋朝周程朱假孔子之名而创立理学,陆王假孔子之名而创立心学,清朝则朴学,都与孔子学说有些区别的,不能简单地分为两类儒,不能因为一些伪儒,小儒,腐儒而否定儒学。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都有深厚的儒学修养,都主张过改革,儒家既有保受守派,也有革新派,复古也没有什么对错,如果恢复古代好的文化制度,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唐宋之古文运动,欧洲之文艺复兴,孰非因复古而起,推动社会的进步,而曰不好?况且改革过于激进也不行,司马光,苏轼等人反对王安石变法,并不是因为保守,而是王安石主持的变法太国激进,王安石又刚恤自用,听不得任何人的劝谏,其变法失败是必然的。孔子深知中庸之道,既反对顽固地保守,也反对激进的改革,折中于保守与激进之间,达到至善至美的境地,这正是孔子的高明之处。

无庸置疑,儒家文化是世界先进的文化,它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欧洲,欧洲近代变革就是受儒学启蒙而起,以后也必将影响世界。民国大思想家李宗吾说:“昔者幼年,极崇拜孔子,见《礼记》上有‘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等语,因改名世楷,字宗儒。后来觉得孔子学说有许多地方不满我意,对于孔子宣布独立,而今细下研究,始知孔子学说,原自精深,确能把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调和为一,远非西洋哲学家所及。”

孔孟儒学在今天还有重大意义,不能小视。

极具讽刺的是,日本人多尊孔重儒,中国人却多轻儒骂孔,当代中国很多人深受五四文革的影响,以致对待传统儒学颇多误解,不批判五四,文革,无以正传统文化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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