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竟陵八友(3)

中国古代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北方文化系统;一是以老庄为代表的南方文化系统。在春秋战国时期,两大文化系统经过长时间的较量,逐渐从对立走向交融,最终孕育出了秦汉大一统文化。但是到了东汉末叶,随着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南北文化又处于一种相对隔离的状态。公元280年,晋武帝统一中国。南北文化在经历近百年的隔绝后开始了第一次正面冲撞。当然,作为文化主体的南北士族在这次冲撞中的表现是颇不相同的。对北方士人来讲,他们是战胜者,文化心理上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南方士人恰恰相反,他们是战败者,时势将迫使他们离开自己熟悉的文化背景,过江北上,俯首称臣,其屈辱自卑之情不难想见。这种心理使得许多东南大姓如顾荣、蔡洪、陆机等在亡国后沉隐多年才肯出仕。有趣的是,东晋初年,渡江南下的北方士族也曾体验到了这种“寄人国土”的卑屈感,所以心理压力也不小。所有这些矛盾、冲突,在《世说新语》和《晋书》中多有记述。这些记述虽不能完全说明南北士人存在着什么水火不融的尖锐对立,但至少说明,由于多年地理上的闭塞,南北士人在文化心理、思想观念、价值标准以及处世态度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文化冲突不可避免。更有甚者,当时由文化冲突竟发展为军事对抗。《晋书・周处传》载,周勰等人曾纠集吴人以讨王导、刁协为名而起兵反叛。在这种情形之下,王导审时度势,力劝晋元帝不惜屈尊去笼络吴姓望族,“以结人心”。淝水之战后,司马氏和北方士族逐渐在江南站稳脚跟,南北士族的对立情绪也开始趋于缓和。不过,从《南齐书・丘灵鞠传》的记载来看,南北士族在心理上的隔阂至宋齐之际仍未完全消除,只是影响越来越小了。究其原因,在南北士族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历史进程中,竟陵八友文人集团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编辑:每天学国学

从竟陵八友的籍贯和门荫来看,他们本身堪称南北士人的典型代表:沈约,吴兴人;陆,吴郡人,同属东南望族。稍有不同的是,吴郡陆氏在魏晋时期声望最显,而吴兴沈氏则发迹于东晋刘宋年间5。钟嵘《诗品序》称沈约、谢x、王融“三贤咸贵公子孙”(“咸”,通行本作“或”,此据吕德申《诗品校释》改),说明齐梁之际,沈约已与王、谢子弟并称,可见其社会地位的提高。王融,琅e人;谢I,陈郡人,同属侨姓头等士族;萧衍、萧琛,兰陵人,系渡江后起士族;范云,南乡人;任P,乐安人,亦为渡江大户(《三国志・王昶传》裴注称乐安任氏“世为著性”)。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他们彼此坦诚相待,汇聚西邸而成为挚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有理由把竟陵八友的结交看作是南北士族从对立逐渐走向融合的缩影。

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活动才会格外引人瞩目。加之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沈约、范云、任P等对后进常奖掖提携,从而吸引大批南北文人学士,或酬赠往来,或追随依附,云蒸霞蔚,盛况空前。仅从南朝五史的有限记载来看,与他们交往的南北著名士人数以百计,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很多士人出身于豪门大家。譬如北人汝南周氏、东海徐氏;南人吴郡顾氏、陆氏等出身都较高。当然,也有一些门户较低的,如彭城到氏。不过,这样的士人所占比例毕竟不大。章宗源、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分别著录了很多与这些豪门大家有关的族谱家传之类的书目,足以反映这些家族的高贵门第。他们摈弃了以往的成见,不约而同地汇聚于西邸,来往揄扬,游宴赋诗,形成了一个以竟陵八友为中心的士族网络,在客观上促进了南北士族的融合。

这种融合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它为南北士人在思想观念方面的通融,为学术文化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

东汉以来,儒释道三派为取得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而有过激烈争斗。晋宋以后,随着南北士人在思想观念上的通融,这种论争才渐趋平缓。他们所关心似已不是揭示三派之异,而是寻求其共同点。孙绰《喻道论》、宗炳《明佛论》、顾欢《夷夏论》是这方面的代表论著。南齐永明年间,以竟陵八友为主体的南北士人,徘徊于道论释典之间,出入于内外两教之际,加速了这种熔铸三派的趋势。素以儒学闻名的刘与佛门弟子多所过从;以“长于佛理”著称的周又精通三玄;自称“吾门世恭佛”的张融又主张“道与佛也,迨极无二,寂然不动,改本则同”(《门律》),临死又遗命入殓时要“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南齐书》本传);道教徒孔稚在《答萧司徒书》中则认为佛道同源殊途,“理至则归一”。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萧衍集诸家之说,于天监初年明确提出了“三教同源”的主张,将持续近五百年的这场论争,以政治力量宣布暂告一个段落。

思想界的活跃,推动了学术文化的繁荣。齐梁之间,以竞陵八友为代表的南北士人以浏览典籍为乐事,以勤奋著述为荣耀,撮要搜奇,研精覃思,在魏晋南北朝文化史上曾写下较为绚丽的一页。其中一个突出的标志是,以南齐为中心,在其前后曾有众多带有总结式的巨著相继问世,如《文心雕龙》、《诗品》被学界目为齐梁文学理论的双璧;《古画品录》、《续画品》及《书品》为书画理论的代表作;刘义庆编、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为轶事小说渊薮;僧v编《出三藏记集》、《弘明集》是现存最早的佛藏编目和佛学论集;慧皎著《高僧传》是现存最古的佛徒传记;《昭明文选》、《玉台新咏》是现存最早的诗文选集;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是现存最早的道藏编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至于今已失传的总结式巨著,尤其多得不胜枚举。“这种总结式的大著作成批出现,标志着一个长期文化时代的开端” (金克木《玉台新咏三问》,《文史知识》1986年第2期)。应当承认,南朝文化的发展与繁荣,除政治、思想以及经济的决定因素外,竟陵八友的活动确实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来源: 中国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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