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之殇:大师之后,谁来传承与坚守?

  即将过去的2014年,是会被历史铭记的一年。就算是现在,都可以确定,未来的史学家们在形容这一年时,会使用“意义深远”“伟大转折”之类的词汇。站在2014年的岁末展望,未来充满希望。

但是,对于山西文化界来说,2014年,却是在一种悲伤的气氛中开始的。这悲伤,不仅是一种失去,更是一种难以为继的悲观。当大师的背影渐行渐远,传统文化四顾茫然的境地就愈发显得苍凉。可是,传承也罢,新生也好,我们分明感到,一种蓬勃的力量正在碰撞与融合中悄悄孕育,这是历史行至此处的交汇之变,也是传统文化嬗变的必经之路。我们可以相信,后生可畏,复兴可待,未来可期。

大师离去,绝艺谁来传承

2013年12月27日,姚奠中先生去世。

在“姚奠中先生”前,本来就该这样,不必加任何的限定、修饰词汇,但当姚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周围还有人问,他是谁,他有过什么成就?这问题并不好回答,虽然我们可以按照通行的介绍说是国学家、教育家、书法家,也可以很世俗地说他曾担任过省政协的副主席、九三学社山西省委主委等等,不过说到“成就”,似乎只发表过文史哲各种论文130多篇,主编、编写各种教材23种,光看数量,不如一个勤奋的网络作家一年的写作量,然而,但凡对姚先生,对国学有一点了解的人,还是悲伤莫名。

姚奠中先生的老师章太炎曾说过一句话,我死后,华夏文化亡矣。许多人把这句话当做章太炎狂傲的证据,然而很少人能品味出他身为一个国学学者的悲凉。

国学,这个名字诞生不过百多年,鲁迅——他也是章太炎的学生——说,所谓国学,不过是国将不国之学。那时的中国内忧外患,贫弱不堪,连带着数千年华夏文化都为人所轻,于是,为提振民族自信,为存续民族文化,才有学人提出了“国学”的概念。上世纪90年代,国学热的来临,归根结底也无非出于那两个目的。而国学的特点,最基本的是以中国古典典籍为载体。要称为国学学者的,起码得做到熟稔经籍,而若被称为国学大师的,则必然出入经史,博通古今。他们的存在,就代表着国学的存在。所以姚先生的再传弟子、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郭万金说,姚先生是中华学术正脉的守望者。姚先生的辞世,也会令人发出章太炎式的感慨。

于是不可避免地说到传承。光看现在满天飞的国学大师,满地开的国学班,赫赫然像是显学。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谁欺世盗名,谁名不符实,都是云里雾里。姚先生有位弟子,收徒办拜师仪式,有些老先生不以为然,说章太炎收姚先生,没举行过仪式,姚先生收学生,也不举行仪式。但那位弟子试图用这种仪式感极强极严肃的形式提升弟子的责任和重视程度,表达坚守正脉的决心,其良苦用心,可昭可见。只是,看那拜师帖,有几份,短短二三百字,竟然还有从网上现成拜师帖上拷贝下来的段落,又让人觉得,国学传承,实在任重道远。或许,只能期盼,天不丧斯文。

而传承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国学,传统文化几乎所有的内容都要面对。每一位大师的离去,都让人们的忧虑更甚几分。2月27日,78岁的太原莲花落创始人曹强去世。相比于姚先生,也许曹强先生的文化地位显得不那么高,但他的离世,使得太原莲花落失去了唯一的大师,甚至可以说,他给曲艺留下的空白,比姚先生给国学留下的还要巨大,还要难以填补,什么时候能再出现一位像曹强先生那样创作、表演俱佳的传承者,没有谁表示过乐观。

草根登场,圆梦因为坚守

山西文化界以这样悲伤的心情开始2014年时,也许是上天为了冲淡这种情绪,接下来,就是一个个的好消息了。

4月15日、16日,山西省吕梁市民间艺术团、临县道情研究中心排演的大型歌舞剧《山里娃》进京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与别的歌舞剧不同,《山里娃》的演员们,根本演的就是自己的故事,描述他们如何走出临县的大山、走进城市、改变命运、经历蜕变,引起了观众巨大的共鸣。

10月27日,长治市潞城市编排的舞蹈《海英和她的妈妈们》也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这个舞蹈比《山里娃》更励志之处在于,演员基本上是业余的舞蹈爱好者。这个舞蹈取材自潞城市的真实事件——该市成家川办事处东邑村农家妇女赵海英,利用自家空闲房屋,自办家庭养老院,26年来,她先后把周围邻村的42名老人接到自家照料。

如《又见平遥》,自去年2月首演以来始终一票难求,今年3月新版亮相,观众更是热情不减。

9月19日,《又见平遥》导演王潮歌执导的大型情景剧《又见五台山》与观众见面。但是口碑却和《又见平遥》有些差距。原因正如自己所说,这部有关于佛教文化的作品,“更艰难的在于心里特别怕亵渎,特别担心自己能力有限悟道不深,把佛理讲得不到位甚至讲歪。”当一个艺术家缺乏对艺术对象的自信时,又如何能征服观众?好在一个月之后,因为五台山封山的缘故,《又见五台山》停演休整。在休整阶段,导演组将对节目进一步进行修改排练,在试演阶段所收获的任何反馈都将成为这部戏精益求精的基础,等到明年5月正式公演时,想必能彻底俘获观众的心。

“写手”被聘,历史悄悄改变

这提醒着所有的艺术家,创作是个性的外现,只有坚持自己个性的,才能成就自己。比如我省作家吕新凭借《白杨木的春天》获得了国内四大文学奖项之一的鲁迅文学奖——这也是山西文学界今年最大的好消息。

山西文学的传统,是源自赵树理和“西李马胡孙”文坛五老的山药蛋派的创作风格,但吕新,在上世纪80年代之初,即使那时候传承山药蛋派的“文学晋军”崛起,他却是和余华、格非、苏童等人一起开创了风格迥异的中国先锋文学的作家。在山药蛋派大本营,他的获奖,在很多人意料之外。但对于一个30年来始终坚持自己创作风格创作方向,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内心体验,表达对世界认知的作家,获奖又在情理之中。

也就在今年,一些青年作家笛安、孙频、手指的新作被国内最著名的文学杂志《收获》刊登。

今年山西文学界还有一个好消息。10月23日,山西网络文学院成立,省作协副主席、诗人潞潞兼任院长,而特聘的副院长是孟超,这个在网络世界名叫“陈风笑”的神级写手。当天,包括孟超在内的18位网络写手成为网络文学院首批特聘在线作家。也就是说,他们的身份从“网络写手”变成了“网络作家”。需注意的是,成立网络文学院,并非对这些网络作家的恩赐,而是主流文学界顺应潮流的举动。我们都知道,文学载体,文学受众的改变会深刻影响文学的发展。在网络阅读时代,电子是媒介,网民是受众。传统的阅读习惯和兴趣被颠覆,传统文学受众群日益缩小,可以想象,未来的文学必然要依托广阔的网络世界。山西网络文学院特聘的这18位在线作家,其作品并非很优秀,但他们是先行者,是实验者,是革命者,他们的存在比其作品更具有文学史的意义。

我们判断一件事,总会把目光投向久远的未来,通过时间的流逝判断它的意义。但就在山西网络文学院成立的前一天,山西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所有人都意识到,它不仅对未来,对当下都会立刻产生巨大的影响。作为对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呼应,那次参会的代表,也集中了全省文化界的精英,涵盖了文学、戏剧等领域的文艺工作者和艺术家代表——我猜测,孟超是第一次参加这样正式、高规格的文化会议。会议内容,似乎是重申了“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就确定下来的文艺方针,但在如今这样价值取向多元,某种程度上唯利是图、唯名是从的风气让许多艺术家失落茫然、不知所措的环境下,重申这一方针,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现实意义毋庸置疑,一些艺术家表示,这让他们清醒了头脑,有了前进的方向和动力。

山西日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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